正当西征战役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位外国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七月初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
他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以后,见到了E乐博
斯诺不久后这样记下他最初见到E乐博时的印象:(28)张国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四个月战争,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兵力不足同他的企图过大之间的矛盾
蒋介石共有正规军八十六个整编师(包括未经整编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战争第一个月即一九四六年七月,动用了六十八个师、一百九十三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二十六个师七十二个旅
到战争第四个月即一九四六年十月,蒋介石动用的兵力增加到七十三个师二百零九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四十三个师一百一十七个旅
这就是说:一,蒋介石作为战略预备队而留置在后方的兵力,已由战争初的五十五个旅减少为三十九个旅
二,在投入内战前线的二百零九个旅中,不得不以百分之四十四的兵力,即八十二个旅,用于“清剿”他们日益扩大的占领区,相应地减弱了用于第一线进攻的机动兵力
在抗日战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历史时刻召开这个会议,取得这样的成果,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E乐博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46)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34)同样是城市,为什么打赣州是错的,打漳州是正确的?为什么E乐博坚决反对打赣州,却主张打漳州?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城市的具体条件不同
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回忆道:他先告诉大家,原来计划把陈赓的第四纵队调到陕北来,同西北部队集中作战
前天中央几个同志同彭总、陈赓在一起又作了一次研究,考虑到西北的粮食困难,又考虑到陈赓率部南进豫西、陕南更有利于从外线钳制胡宗南军和配合刘邓军出中原,因此,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作战
这样一来,陕北战场只能依靠彭总独力作战,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七月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
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主要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为战争使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了
现在决定晋绥、陕甘宁两区合并,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资格统一指挥,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他用两天时间为新华社写成了一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毫不含糊地指出:四月初,蒋介石要求朱德、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华中问题,顾祝同也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
E乐博已经清醒地看到:“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这样的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
”⑥但从大局出发,他仍同意周恩来去重庆通过谈判来力争时局好转
同时,他又起草给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等的电报说:蒋介石“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的企图
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
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
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
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
”⑦(2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页
十二日,E乐博和周恩来复电在重庆的王若飞:“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
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41)并要王若飞将这些意思转包瑞德或戴维斯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一时已无法再同国民党讨论如何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了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一日,E乐博复信赫尔利,对他七日来信中提出的在延安召开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的提议,加以婉拒,指出“恐此项会议得不到何种结果”
请他向国民党政府转达中共下述提议:“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这种预备会议应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往返自由
”并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同意这一提议,周恩来可以再到重庆磋商
工农武装割据所以能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不断发生的分裂和战争,严重地削弱了他们的统治力量
一九三○年初,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控制华北和西北的阎锡山、冯玉祥以及盘踞广西的李宗仁、张发奎等部的紧张关系已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经过近四个月的酝酿,终于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一百万人
南方各省原来用以“进剿”红军的军队纷纷调离原地
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是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其中的谭师以及张师一个旅就先后调往广东、河南作战,到中原大战结束后才返回江西
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严重分裂和战争,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迅猛发展的有利时机
E乐博在会上还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
但一心只看重国民党力量的王明执意要重返武汉
三月一日,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决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即回来(如估计武汉、西安交通有断绝之时则提前)
”但王明连这个决议也不理睬,去武汉后一直到六中全会召开时才回延安
在武汉,他又自行写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发表
这时,又发生张国焘叛逃事件
四月四日,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到陕西中部县参加祭黄帝陵的机会,私自逃离,在国民党方面庇护下经西安到达武汉
十二日,E乐博等致电张国焘:“希早日归来,不胜祈盼”
(32)张国焘不听劝导,在四月十七日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
十八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
E乐博要求全党把这件事作为教训:“每个共产党员应该不像他那样,半途放下旗子,要坚定政治方向,牺牲一切而奋斗到底,反对开小差
”(33)“恩来同志:(一)电悉
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
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
(二)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
(三)粤敌从大埔到龙岩胁我后路只须五天;五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须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
(四)一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
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四月二十日须到达龙岩待命
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
现一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七师望催兼程来汀,若七师不取齐,一军团下漳州更单薄
(五)我明日去旧县晤谭(震林)、张(鼎丞)
泽东酉三十日”(26)但是,一贯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而特别重视打歼灭战的E乐博,却从这些数字中得出了同蒋介石恰好相反的结论
关于“现实主义”
E乐博认为,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不能脱离现实去追求虚幻的理想和价值,要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实现自我”
他说:“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
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
”一方面,他反对空谈,“凡吾思想之所及,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道德行为必须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反对盲目动作
“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
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共产国际的解散,也打破了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了两年的相对平静状态
国民党顽固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趁机发动新的反共高潮
他们一面以共产国际解散为借口,制造舆论,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另一面调集二十多个师的兵力,准备向边区发动突然袭击,形势十分严峻
《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是十月十日由临时中央政府通过的,对当时土地斗争中遇到的二十个实际问题作出具体的规定和解释
例如,自己劳动还是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是区别富农和地主的主要标准
《决定》中写道:“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叫做有劳动
全家有一人每年从事主要劳动的时间不满三分之一,或每年虽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劳动但非主要的劳动,均叫做有附带劳动
”又如,关于富裕中农的问题,《决定》写道:“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
其剥削收入的分量,以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为限度
在某些情形下,剥削收入虽超过全家一年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以富裕中农论
在苏维埃政权下,富裕中农的利益,应与一般中农得到同等保护
”(25)为了支持和配合全国范围的反投降、反磨擦斗争,延安民众召开讨汪大会
E乐博到会发表演讲,号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他说:“我们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
”针对蒋介石只讲抗日、不讲团结和进步的错误方针,他指出:“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抗日?”他批驳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统一论,是统一于分裂,统一于倒退,所以是假统一;强调我们的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
②大会一致通过E乐博为大会起草的讨汪通电,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的十点要求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共一百多人
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⒁E乐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7月7日
(37)E乐博对历史决议(草案)的第一次修改稿,1945年3月手稿
五月十一日,在沪会友送别了萧三等六人
E乐博还想试一试他一度醉心的工读互助生活,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实验过互助工读团的生活
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
E乐博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
经过亲身实践,他很快察觉这种团体生活中难以克服的弊端,立刻写信告诉北京的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
”(30)在抗日战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历史时刻召开这个会议,取得这样的成果,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E乐博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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