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空军生涯

作者：一直在看

空六军战友网说明：本文是刘卫国战友提供一部长篇文章，由于时间原因，网站只做了简单的格式处理，予以刊出。

目录

父亲的空中历险记... 1

莫须有... 6

生死瞬间... 12

总理逸事... 16

大意失荆州... 20

大转陀螺... 23

自卫反击战... 27

龙王庙事件... 34

航校岁月... 39

飞行员装备... 46

随身带枪记... 53

强将手下... 57

老兵不死... 62

国庆阅兵... 64

八大金刚... 69

寻人启事... 76

衡阳迫降报告... 81

前线惊魂... 92

死里逃生... 96

缘起... 100

空中狩猎... 103

一轰而散... 106

913之夜... 110

年华似水... 120

永生不忘... 124

“迷途知返”... 128

男儿有泪... 132

晴空霹雳... 139

林彪，又见林彪... 143

当年的疗养... 147

当年的空勤灶... 151

援越抗美... 160

哪个部队的... 163

空中错觉... 166

当年的紧急动员... 170

冲冠一怒... 173

父亲走了... 180

父亲的空中历险记

看了不少网友回忆以前的大院生活部队生涯什么的，勾的我也忍不住想把知道的东西写点出来。

我父亲是战斗机飞行员，小时侯一直没把他当回事，只知道吃他带回来的饼干巧克力，还记得他不常回家，一离开家就是半年几个月。等我大点他也离休了，离开了干了大半辈子的部队很不适应，牢骚不少。很有点象《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那老头。那个年代军人的家庭生活全国都差不多。都是至少一个孩子当兵，老家需要帮助的亲戚一大堆。家里都是部队配的制式家具。孩子基本都吃过食堂。男孩玩打仗，女的玩羊拐。

后来再大点才发现这飞行员不简单呀，据说是拿黄金堆出来的。何况我父亲是从歼五之前的那几种机型（抗美援朝时期的）一直飞到歼七，一共飞了30年，期间除抗美援朝时因北京周围必须要有几架飞机留守而未去前线外（这也是他终生的遗憾，因为没打下过飞机?），其他的金门炮战、福建轮战、自卫反击，对越轮战他都在一线。在福建前线时被蒋方称为中共空军的八大金刚，经常被点名要求投奔自由，有多少两黄金在等着他。据说当时在福建前线的轮战就是双方较劲，有点象电影TOP GUN的情节，也有点象海南撞机事件。也就是说只要海峡两岸任何一方的飞机起飞，另一方的飞机也得飞起来，b八架飞机（有时是十六架、三十二架）手拉手肩并肩沿着双方默认的界限散完步再飞回去。而且不能让对方把自己锁定，也就是不能让对方瞄准了给你一炮。即前一架飞机返航，我方还要再飞起一架来顶上，要不然你一回头，对方冲着你的屁股给你一脚，那就是丢人了。后来一停飞，我父亲就不想干了，觉得生命中很重要的东西没有了，主动提出离休，到现在又有二十多年过去了。

小时侯到我们院里的军人服务社，发现里面从领导到售货员都是女的，后来才知道都是寡妇，前飞行员家属。飞机在天上发生任何一点故障，或者飞行员遇到任何没见过的险情，一不留神就成烈士了。记得小学时每年清明节去烈士陵园扫墓，老师都会让我们班的一个孩子出列，领到一个骨灰盒前说“还记得你爸吗，快鞠躬”。因为当时我军没有飞行模拟器（这玩意80年代中期我军才大规模配备）。所以当时事故率比较高。跟我父亲同期毕业的同班同学，到他停飞时还有两人健在。记得有一次我问他怎么运气这么好，在天上就没遇见什么麻烦？他说怎么可能多着呢。于是就给我讲了其中一次飞行历险。但是他没什么耐心，老是说一些我不懂得术语，又不愿意解释。我的文笔又菜，所以以下记述如有不准确的欢迎指正，我再问他。

那是1975年年尾的一个星期天。我父亲执行完任务，要从广西田阳机场飞回华北某机场，中间加油一次。空军术语叫转场，就是从一个机场飞到另一个机场。对我父亲来说等于要回家了。这次他离家至少也有几个月了，又快元旦了，他的心情肯定不错。归心似箭，恨不得一脚油就到家了。起飞前飞机检查一切正常，那是一架歼教五，从他飞这种对他来说不太正常的机型来猜，没准这次任务是教学？因为正常情况下他应该飞单座机。反正这次任务他是闭口不谈。

在这要先交代一下飞机在天上怎么飞，在云层以上肯定不是用眼睛盯着参照物飞，用眼睛在云层以下找跑道也不可靠，记得小时侯听大人说，某飞行员飞夜航把河两岸的灯，看成跑道灯了，一出溜钻河里去了。人家是靠导航。也就是靠地面一个一个军用机场的导航站，利用雷达用各种坐标术语引导着你往目的地飞，就跟好来坞电影里演的差不多。每个站管自己这一段。出了地界就没他什么事了。

咱们再回到我父亲一大早就准备出发，平常粗心大意的他（他好几次戴着我妈没有帽徽的军帽去上班）对飞机的一切倒是从不马虎，起飞前再三检查一切正常，于是就挂档踩油门，飞了起来。估计跟咱们现在开车的感觉差不多。

地面导航站引导飞机从广西进入广东，出了广东，进入湖南。广州的空管交棒了，该湖南的同志忙了。正常情况下，导航站的雷达上会出现飞机的影象。然后领航主任就和飞行员通上话说“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看见你了，请你沿二环路往北，到东四十条你就不归我管了。”顺利的话大致就是这样。可这时湖南的导航站出了事故——它停电了。雷达不能用，地面的雷达什么也看不见。无线电还能通话。这个导航站所在地是一个海军的航空学校。非战斗单位，战备意识非常之不强。导航主任让赶快启动备用发电机，可找不到管电的主任或任何一个懂电的人，他们全回家休星期天了。于是就让一个地勤战士去开动发电机。那个外行三鼓捣两鼓捣居然把发电机烧坏了。这在今天来看有点匪夷所思，其实当时也算是不可思议，但它就发生了。

这地面的事我爸当然什么都不知道，领航主任当然也不敢说我这看不见你，你好自为知吧！但这老兄下了一个指令：一直往前飞。这一飞就飞出了好几吨油。这期间估计地面在修发电机、这个指令让飞行员肯定很困惑。感觉有点不对头，没理由一直飞这么久呀，这时第二道指令来了：飞回广西去！那个导航主任已经放弃了维修发电机而是在考虑责任问题了。当时我爸就急了：不可能，我这没油了。这要附带说一句歼击机的续航能力，歼教五最大续航能力是1000KM 出头，这是把一箱油全用完的情况下。一般使用到剩30%就要加油。所以以前我国在既没有航空母舰也没有加油机的时候，空军去南沙宣示主权，一来一去在南沙只敢停留十几分钟，这就是油闹的。话说回来，领航主任知道情况后还是那句话：飞回去。我爸说：“我这没油了，飞不回去，请求降落加油。”

领航主任：“飞回广西，你就没责任了。”我爸“飞不回去，要求迫降。”

领航主任：“我没办法了，你自己降落吧。”我爸给气的够戗，无端端让他一直飞了半天，费了不少油，又让他回去，没油了还不许降落，还不给导航，这就等于判死刑一样嘛。这时飞机在云层上面，自己的具体位置在那也不知道。没有导航，单是穿过云层从上面到下面，就是一个难关，谁知道下面是山还是湖。不过我爸是苏联教官教出来：技术全面，敢拼。学习飞行后，飞几十小时就敢上前线揍美国鬼子。一咬牙，飞机穿过云层，来到云下。这时油料耗尽的红灯已经亮起来了。还好这天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但从天上找机场跑道可不容易，不知道自己在哪，而且还没油了。机场找不着，拼着命也得找个能迫降的地儿吧。这找着找着就来到了衡阳附近，当然这是事后知道的。我爸眼前一亮，发现下面有条公路看着挺宽，可能适宜降落。可是公路上满是——玉米和稻子，还有人和车，公路两边更全是人。他们在——赶集。可这给我爸出了个难题，怎么让这些人和车离开，空出道路来呢。不管怎么说，先往下降。他把飞机高度降到离人群40 米左右进行第一次俯冲，边俯冲边打信号弹。这边人群就乱了，怎么今天赶集解放军同志还来给我们飞行表演呀，哎呀不对，怎么还开枪了，快跑。各位，在机场工作过的都知道喷气机在你头顶40米飞过去耳膜可不太舒服。记得我爸他们机场附近的老百姓经常找他们索赔，说你们老打炮，把我的羊都震死了。其实没打炮，是喷汽机起飞降落离羊近了点。这第一次俯冲把人车赶走了一半，我爸把飞机拉起来之后又来了第二次俯冲，接茬打信号弹。这次地面的人知道肯定出事了，纷纷离开公路，但人还是没撤干净，但我爸这时已经没有选择了，再不迫降，油料耗尽发动机一停，飞机直接就掉下来了。跳伞的高度又不够，人在机在是中国空军的光荣传统。他看准了一段空出来的公路，放下起落架，就降下来了。飞机一停稳（安全着地，地面无一伤亡）周围的人群就围上来了，当时中国老百姓没什么机会见战斗机，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爸掀开机舱一看这阵势就把手枪掏出来站在飞机头上了，这么多人没秩序的乱挤，非把飞机拆了不可。正在这时他发现在人群中居然有不少解放军，因为是星期天，解放军同志也到这赶集来了。我爸大叫：“解放军同志们赶快把飞机围起来，保护飞机。”要说那时侯人家那觉悟就是高，从人群中登时出来了几十个军人，搞了个封锁线，把飞机围起来了。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我爸该向上级汇报自己的行踪了。其实这会那个领航主任早就通报广空司令部这架飞机失踪了，在那个年代飞机失踪就意味着失事。也就是说我爸已经成烈士了。迫降地点附近有一个部队通信团，他赶到那给广空司令部打了电话，当时值班的是广空张宪章副司令。我爸说：“报告张副司令，XXX飞机在衡阳某地迫降成功，请指示。”张副司令大叫“XXX你还活着呀，急死我了，这下我可放心了。”当务之急是得赶快把飞机飞到军用机场，于是调动长沙军用机场的加油车雷达车地勤人员赶到衡阳。

为飞机起飞准备条件，有人问：“这不都降下来了吗，飞起来还不容易”。话不是这么说，飞机起飞要具备很多条件，首先是跑道干净；这衡阳公路上到处都是玉米小麦石子什么的，起飞时如果卷进发动机，那后果不堪设想。大家还记得今年台湾搞了个什么演习，主题是在中正高速路上起降战斗机，以此显示国军飞行员技术高超。那可是从前一晚就封锁高速路，各种军用设施齐备，地面出动几千人配合。才降落了两架次飞机，然后就使劲吹，说国军多牛多牛，好象台独有望了。我在这里正告台独支持者:不要白日做梦，你们那点东西，共军在1975年就由我爸玩过了，趁早悬崖勒马，回头是岸。闲话少说，经过一两千人一通折腾。飞机在当天抵达长沙机场，我爸的飞行历险告一段落。不知有没有衡阳的朋友记得这次迫降演出。

此次事件作为一级事故在海军范围内通报 （海军航空兵的机场导航责任），有13人受到处分，其中3 人撤职查办，包括那位领航主任和管电的主任。我父亲荣立三等功。

莫须有

没想到大家对我父亲的经历这么感兴趣，使我也不禁起了再写点什么的念头，三十多年前9月的那个不眠之夜，他作为某机场战备总值班，亲身参与了历史。但当我把写这个题材的念头告诉他时，他表现出很强的党性和原则：“这件事中央已经订了性，公开发表的文献很多，不许写，尤其不许发表到你那什么网上去”。

于是我就接茬写咱的空中历险吧。

不过我爸的保密范围对现代人来说有些过宽，可能是他与社会有些脱节的缘故吧，例如他一直以为抗美援朝时苏联空军参与对美空战还是秘密，其实现在公开发表的有关文章回忆录已经很多了。

对了，他对我上次写的“空中历险”很不满意，说我各种术语用的很不专业，什么飞机角度，穿云过程，落地瞬间的技术处理都没涉及。我说你得了吧，我这外行能把这事写清楚就不错了，我又不是空军报记者，再说我写这么多术语谁看的懂呀！我也得懂才行呀！得，又一不欢而散。

顺便说几句，我写的有关我爸的事，都是发生在他身上的，如果使人感到有疑惑，那可能因为我是外行，写有些技术细节时力不从心的缘故。另外有些军事知识是从小在院里听大孩子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中得到的，留下不少不朽的错误印象。例如：中国只有2架三叉戟一架摔了，一架拆了想仿造但没成功又装不回去了，米格17就是歼五，米格19就是歼六，米格21就是歼七等等，算是孩子们的一种演绎。至今印象深刻，不能忘怀，以至于会让真正的军迷们笑话，产生疑问，真不好意思。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爸身上的伤疤可是不少，有手榴弹弹片留下来的，有子弹留下来的。至于空军飞行员是不是不许有疤，我不清楚。但我爸的确是中国空军的一级飞行员（我见过勋章，在我爸床底下藏着呢）。

这回讲的是福建前线。说到台湾，现在应该是每个中华儿女心中的痛，其实当时也是。1958年金门炮战后，两岸局势空前紧张，美第七舰队在我邻近海域虎视耽耽，海峡两岸海陆空军全面剑拔弩张，在这种形势下，我爸他们部队调到福建前线轮战。当时敌方飞机非常猖狂，不断到我福建沿海寻衅，他们是F—86，我方是歼五。双方那时是这么较劲的，只要我方雷达发现对方飞机起飞，我战斗机就立刻出发迎敌。双方沿海岸线飞行，我方飞机总是在敌机侧后方，保持锁定对方的状态。当时我军的原则是：只要敌机偏离海岸线进入大陆，我方就把他们打下来。据说这是出于一种政治考量即：在大陆上空打下来，我们既可抓俘虏，又可以拿到飞机残骸。海上就不同了，打捞困难，万一掉入公海，容易让美第七舰队以打捞的借口靠近我领海。这种对峙每天至少发生一次，多的时候每天四五次。每次都是如果对方来一个编队4架飞机，我们就上去一个编队8架飞机盯着他们。对方来两个编队，我们就16架。对方来三个编队，我们就24架，那真是黑压压一大片。数量上也就到此为止了，要不然就成打群架了。

我爸他们这次驻扎在惠安机场，这个机场地势低，大概是海拔0，四面环山，山高距地面大概有2000米左右，其中两个方向山距机场太近，飞机完全不能起降。另两面山距机场20多公里。最麻烦的是这个机场附近的气象条件很差，云层压的很低，常年环绕在半山腰上，能见度不好，从地面只能看到山腰以下，以上部分就只能偶尔露峥嵘了。这种条件下，飞机的起飞、降落、巡航完全要靠地面导航。而且由于地形的原因，战斗机从跑道起飞后，只能沿着跑道延长线返回降落。在这里飞行，需要导航员与飞行员配合的非常默契才行。所以除了执行战备任务外，平时也经常进行导航与飞行的配合训练。这种训练，是在我们陆地上空进行的，不碍打群架那帮人的事。

这是1960年的一天，天气是照旧的多云，云层压的很低。我爸在地面领航员的引导下，单机起飞，进行导航配合训练。当时的领航是通过领航员与飞行员进行无线电通话以及由飞机上的导航仪接收指挥塔台发射的无线电信号来具体操作的。起飞一切正常，穿过云层后，每一个动作就都完全靠领航员来指挥了。由于机场四周多高山以及本地气象条件不好，战斗机的飞行要做到完全靠导航来完成起飞、降落和巡航。这其实就是盲飞，飞行员不看机舱外，通过看仪表和与地面进行通话，完成所有技术动作。咱们再回到我爸这，飞起来之后，听着地面的引导完成动作：“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齐步走。”就这么转了十几分钟，突然就没动静了，不但无线电不发声了，连导航仪也接收不到信号了。

记得小时候我爸领我参观他们的飞机，我进过歼七的机舱，记得密密麻麻全是各种仪表，不知道哪个是导航仪。只记得我爸指着几个红按纽说千万别碰，一碰整个机舱就弹出去了，那是管跳伞的。我可是花了好大劲才控制住自己按那玩意的冲动，大家想想，整个机舱都弹出去，多好玩呀！可我爸这会一点也没觉得好玩，按飞行条例规定，在这种气候地形条件下，无线电和导航仪如果发生故障，飞行员要弃机跳伞。可我爸是个把飞机看的比生命还重要的人呀，事后他说，他压根就没想过跳伞，当时满脑袋琢磨的都是怎么把飞机飞回去。可这怎么飞呀，通向机场跑道的航线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四周全是山，从云层上往下降，99%是要撞山的。怎么办？怎么办？突然之间，灵光一闪，有了：往东飞！东面是大海，海上没山吧！可还是要小心，海上可能有敌机，另外飞远了就到台湾了，我爸还不想到台湾领黄金呢。不管怎么样，先向东飞。这时候我爸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也不知道向东飞多久才能到大海，一切都得估计。飞了一阵子，觉得可能到海面上空了，我爸把飞机飞进了云层，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凭经验和感觉。这天的云层很厚，我爸不能确定下面肯定没山，所以只能往下飞一点，拉起来，再往下飞一点，再拉起来。就这样起来下去起来下去的。突然间，眼前一亮，看到海面了。这时，高度表显示飞机距海面只有400米，也就是云层距海面也只有400米。这时我爸可顾不得高兴，因为附近很可能有敌机。如果敌机在我爸的后方，就会被他们捡了个大便宜。赶快前后左右的巡视了一番，居然没有，马上掉转机头，一直向西，回家！一路上见山就躲，见云就避。看见机场就一头扎了下去。事后回忆，这次从起飞到降落，一共用了一个多小时。

飞机停稳后，来了一大帮人，有师政委，领航主任，无线电主任，地勤和保卫干部等，神情严肃，有的人目光不太友善。

说到这需要介绍一下我母亲，海外赤子、爱国华侨用在她身上非常准确，一点也不夸张。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第二年10月，年仅14岁的她就毅然从新加坡（当时是马来亚联邦的一部分）回国，投入祖国怀抱。这一点我现在非常理解，人到了海外，更觉得祖国的可亲，比在国内时还爱国。我知道祖国母亲还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有贪污腐败，有失学儿童。但这丝毫改变不了我的爱国之情。这不是什么空话，一个丢掉自己祖国，丢掉自己文化的人。是没有根的，是在夹缝中的，是可鄙的。这，我母亲知道；我知道；我的孩子们知道；每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的人都知道。母亲回到祖国后，先在广州珠江中学读书，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母亲捐出了自己的全部身家，计有：金项链一条，金笔一只，金戒指几个，两个皮箱及全部衣物，捐给祖国购买飞机大炮，自己虚报三岁参了军。其实我母亲家境并不宽裕，这些首饰是我姥姥因为女儿要出远门，把自己的陪嫁给了她。一方面是个纪念，另一方面有什么急需钱的时候可以变卖应个急。我姥姥50年代去世，我母亲第一次回新加坡是1987年，现在我家除了几张姥姥的相片，有关她的物品什么都没留下。

参军后我母亲由于年龄小，思想单纯，当时部队把她安排到机要学校学习，毕业后将成为机要员。但因为她是华侨，政审不过关，在学习了几个月后，分配到我爸他们航空师师机关当图书管理员。我看过她那时的相片，一个漂亮的小女兵穿着大几号的军服，裤腿袖口一层层卷起来，很不合身。据说自从她当了图书管理员之后，部队兴起了一阵读书热，图书室每日人流不断，络绎不绝，大部分人醉翁之意不在酒。也难怪，那时侯部队才有几个女兵。师领导发现后，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把她调到我爸他们团当机要打字员，编制上属于师保密室。这下我爸的机会来了，当时师机关只有三个女兵，住一个宿舍。我爸约了他的两个铁哥们，统一行动，找准目标，互相壮胆，去——谈恋爱。后来这三对中成了两对，本来应该是三对的，但其中一位叔叔飞机失事牺牲了。

我爸妈结婚是在她复员后，当时已经中专毕业分配到北京，婚结的是一波三折，这些以后再提。但最大的麻烦是：我妈是归侨，飞行员不许跟有海外关系的人结婚！这有海外关系的人、华侨、华侨家属在中国，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受到另眼相待的，后来有个电影《海外赤子》很真实的反映了这一现象。好在当时我爸他们师的领导班子没变，师政委很了解我母亲，知道她的情况，批准了我爸的结婚申请，开了介绍信。但事后这位可敬的师政委受到了上级严厉的批评，但木已成舟，婚结了就结了吧。我看过我爸妈当时的合影，郎才女貌，很是般配。

但这事没完，从此以后，这海外关系的帽子就扣在我爸头上了。在有些方面，总能让你感到别扭，就好象总有双警惕的眼睛盯着你。就拿这去福建轮战这件事吧，从技术上讲是非他去不可，但政审就是通不过，你有海外关系呀。最后没办法让他们师政委写保证书，担保他政治可靠，绝对可靠。先后有两任师政委写过保证书，一个后来当了广空的政治部主任，另一个后来调到北空当副政委。至于那个后来当了空军副司令的师长，由于是军事干部，还没资格做担保。

现在大伙明白为什么地面那些人为什么神情严肃了吧，他们以为我爸要叛逃台湾，由于气候不好才飞回来了。一下飞机就问他怎么回事，我爸说无线电导航仪全坏了，如此这般的介绍了飞回来的经过。领导二话不说，下令拆飞机检查故障原因，这一检查发现原来是连接发电机的一个接头脱落了，影响了无线电和导航仪。事故原因查清了，嫌疑解除了，立即把情况汇报到福州军区，福州军区的意见是建议给我爸请立二等功，意见回到我爸部队却卡了壳，一是行政上我爸部队不归福州军区管，二是某些自认阶级觉悟很高的人还是怀疑这整个事件，原因还是这海外关系。

最后有人代表组织跟我爸很委婉的说“这次事故，按照飞行条例是应该弃机跳伞的，你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我爸问：“难道我挽救飞机有错吗？难道摔飞机反而对了吗？这是什么逻辑！？”这个问题我爸一直没有等到答案，直到今天。

哎！这说不尽的海外关系呀！因为这，我爸遭遇到种种莫名其妙的待遇；因为这，我们家很早就有了电视、冰箱、洗衣机；因为这，我高考加了分，如今时代不同了，这海外关系应该跟海内关系一样了吧。

事过境迁，父亲提起此事，依然情绪激动，还是不服。

生死瞬间

父亲近几年动过几次肝火，其中一次是在“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后。撞机之后，新闻报道有上万人次找寻英雄王伟，最后还是没找着，把我爸气的够戗。不是气搜救的那帮人，而是气王伟的搭档，那个先飞回去的飞行员。我爸说：“哪有这么办事的，战友在你眼前出了事，你看见伞打开就走了，你哪都不应该去，就应该在旁边护着，记下落水点的坐标，等救援来了你再走。哪能看见伞打开你就溜，打仗的时侯还不让落水的战友当了俘虏？！”也是，这长机僚机的关系按我的理解相当于电影里的警察搭档：一个往前冲，另一个打掩护。可不能一个受了伤，另一个说：“你挺住，我回去向领导汇报，明天我带一个加强连来救你。”这么处理有点欠妥吧？当然这种观点只是一家之言，也可能有什么内情咱还不知道。不过这事要放我爸身上，起码能把落水点的坐标带回来吧。

说到我爸的战友，给我的印象有点类似江湖上的拜把兄弟。不管多少年没见，接上头后那亲热的，恨不得拳脚相向。我爸他们有个50年代的战友后来去了美国，开餐馆挣了点钱。回北京见了大家二话不说拍出两万美金说是给战友们以后聚会用。其他什么到外地根本不带钱吃住行战友全包了的事可就多了去了。这一点咱们这帮小字辈可能永远理解不了。现在听多了铁哥们为了点身外物反目成仇的故事了。

最近十年我爸最多的社交活动除了战友聚会，就数参加追悼会了。眼看着一个个战友纷纷逝去，人们对他们的的记忆渐渐淡薄，每次从追悼会回来，我爸都有几天情绪低落。的确，战友都是在特别的环境下结交的朋友，那是有过命交情的。那个年代的军人，常常半年几个月的在外出任务，跟战友在一起的时间比跟老婆孩子的还长。再加上一起执行过出生入死的任务，这种感情应该比“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那种还要深吧！

那是在1966年，天津附近的一个机场，我爸从某航校接回了10 个刚毕业的新飞行员，上级的指示是尽快让这批新鲜血液达到技术全面，各项飞行科目达标的标准，也就是通过密集训练达到可以打仗的水平。

这可忙了我爸他们，这密集训练实际上就是老飞行员手把手的教新飞行员，把自己的心得体会经验传授给他们，没人藏着掖着，都恨不得一天就能让他们出师。在我军没有飞行模拟器之前，这是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是我空军的一个光荣传统。当时用的是歼教五机型。这歼教五是前后两个驾驶仓，学员在前，教官在后。有两套驾驶系统。前后舱用无线电进行通话联系，通话时要打开无线电开关，就象我们使用步话机一样。类似我们学开车时的教练车。教练坐在旁边，如果碰到什么学员应副不了的情况，教练纠正一下，实在不行教练亲自操作。记得我学车的时候碰上个脾气大的教练，我做的什么动作他都看不顺眼，天天骂的我狗血喷头。这帮新飞行员有时也会碰到这种情况，老飞行员在做完标准动作后，除了让新人重复之外，还可能还要出一些难题，考验新飞行员的反应和应变能力。如果新手们应副不了，老飞行员就得赶快亲自驾驶，免得弄假成真，真出了事故。

这天我爸带着一个新飞行员进行训练，飞行科目是特技飞行，也就是翻跟斗，急转弯什么的。我在802演习的时候看过我空军飞行表演大队的特技飞行。那真是好看极了，决不比任何一国空军的特技飞行队逊色。各种队型的变换，飞机拉着彩烟高速冲向地面，撞地瞬间再拉起来直冲云霄。恕我笔拙，实在形容不出观看现场那种美仑美焕，惊心动魄的情形。能让你的自豪感油然升起，为我们的空军倍感骄傲。2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飞行表演大队应该更牛了吧！

话说这歼教五飞机腾空而起，由新飞行员驾驶，准备飞到10000米高空进行特技训练。到了5000米的时候，我爸发现飞机突然抖了起来，发出很大的噪音，一头向地面扎了下去。我爸赶快用双手去抓驾驶杆，想把飞机拉起来，手还没够着驾驶杆，突然之间，飞机失重了，我爸整个人飘了起来，头撞到座仓盖上。这时的情景就象我们在电视见过的航天飞机里的宇航员，漂浮在机舱内，走着太空步。顾不得体会失重的感觉，我爸下意识的用手抓住座位，把身体往下带，想去抓住驾驶杆，把飞机拉起来，这时的飞机还在一个劲儿的往地上冲。

终于抓住了驾驶杆，拼命向后拉，飞机拉起来一点，但还是直往下掉。我爸腾出手来打开了无线电通话开关问：“小李，怎么回事，不要再往地面飞了！”“团长，我没动飞机呀，不是您在驾驶吗？！”原来这位李叔叔以为自己某个动作没做到位，我爸生了气，提前给他来了个特技动作示范。“小李，一起把飞机拉起来，使劲拉！”我爸一边把襟翼（负责使飞机在起飞时增大升力，降落时加大阻力使飞机减速的装置）打开到20度，一边和李叔叔拼命拉驾驶杆。这时地面发现情况异常，紧急喊话让他们回答。但他们俩正在跟驾驶杆玩命呢，谁也顾不上答话。过了一会飞机飞的平稳些了，一个人基本可以控制了，高度却已经掉到2000多米了。

我爸得空赶快向地面汇报：“飞机发生故障，拉不平，请求降落！”当时地面指挥的是师长，他说：“一定要小心，如果实在拉不平，角度太大，就不要降落，实在不行弃机跳伞。”大家知道，这飞机（包括民航机）在飞行中，最危险的就是起飞和降落了，角度不好，起落架放不下来，稍有不慎，就是机毁人亡，何况这是一架带故障的飞机。平时训练，降落通常都由老飞行员完成，就是为了避免发生事故。我爸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弃机跳伞”这个词。怎么也得把飞机飞回去！

于是他一边控制着飞机对着机场跑道缓缓下降，一边把起落架放下来，同时把襟翼调到60度，这时的飞机已经比较平稳了，速度也降了下来。我爸想：“生死也就这么一下子了。”就对李叔叔说：“小李，待会降落的时候如果飞机角度还是不好，我让你拉你就拉。”李叔叔说：“好！”

飞机最后安全降落到地面。瞧我说的这么热闹，其实整个事情从开始到结束，也就十几分钟。下了飞机一看：飞机大梁变形了，机尾管平衡的升降舵也变形了，连铝皮都凸出来了。两条驾驶杆也被他们俩拉弯了，可以想象当时他们使了多大的劲(也幸亏有两个人，一个人根本拉不动)。负责指挥的师长见了我爸说：“你小子命真大呀！”

由于的平衡系统突然变形，造成了飞机失衡，飞机一头栽向地面。如果不是我爸处理得当，今天就没我在这给大伙打字了。

事后空军组织专家成立了调查组，分析事故原因，假设了各种可能性，最后判断：估计是发动机噪音（或是其他噪音）使飞机发生共振，破坏了飞机的平衡系统，使飞机大梁与升降舵变形，改变了飞机的的升力系数，使本来是向上升的力变成向下.发生了事故。那架飞机后来被送回飞机制造厂大修后分到兄弟部队，不久发生一级事故，机毁人亡。

直到离休，我爸都没听过哪国空军发生过类似事故。李叔叔后来转业到了武汉，我爸又多了个可以免费旅行的城市。

附记：共振这个东西以前听的不多，只记得有一次拿破仑的队伍列队过桥，步伐整齐，行动一致，行进到桥中央，这桥就塌了。这就是共振，可见威力不小。

总理逸事

父亲空中历险系列写了几篇，眼看着我爸精神了起来，跟我说这类似的空中险情大概有二十次。我说你再跟我讲一个吧，他如此这般的讲完之后我就傻了，他说的都是中国话，但我就是不明白，主要是过程我糊涂。明明就是又出事故了，安全飞回来了，怎么过程细节那么复杂。飞了三十多年遇见二十次险情，这不就得让我糊涂20次吗？！再加上我爸不屑于对我进行飞行基础知识的教育，再加上这两天我使劲问他关于飞机安全带问题，再加上我最近一段经常问这一类问题。他终于烦了：“你怎么净问这种外行问题呀？”我心说我本来就是外行呀！但还得耐下心来，虚心求教。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我就问我爸还有没有类似衡阳迫降的那种，我们老百姓都特爱看。我爸说瞎扯，哪能成天往公路上落飞机呀！我说那你再跟我说说其他几次立功的英雄事迹吧。我爸登时来了精神头，听他讲了一会我说打住，您还是录音吧，到时候我整理录音得了。因为这情节实在枯燥，技术术语又多，咱们老百姓看着不热闹，我准备当家史写了，以后给我孩子们看看，他们有个命大的爷爷。

写了这么多，中心意思就是我想暂停父亲空中历险系列了。原因是这亲历的险事反而会让人感觉不真实，而且技术含量高使我写的饱受折磨，不如写一些不含技术的逸事杂闻有趣的多。例如说飞行员的生活呀，自卫反击战的经历呀什么的，好玩又热闹，大家就当故事听，疑问可以少一些。新的系列想叫《父亲的空军生涯》只谈风月，不谈业务，都是亲历，图个乐呵，好吗？

这次我写飞行的事，勾起了不少朋友的空军情结，贴了不少好文，让我大饱眼福，大长见识，尤其是有朋友提到空勤灶好吃，更是引起我不少回忆。

说起空勤灶，我可是“仰慕已久，无缘一吃”。不光是我，我们全家都是如此，眼看着别的飞行员子女满嘴油汪汪的冲我吹空勤灶多好吃，我这口水只能独自往肚子里流了，心里也不禁埋怨我爸太正统，你就以权谋点私嘛！大不了交点饭费！空勤灶没吃过，可我吃过干部灶和地勤灶（也就是战士灶），原因是小时侯我爸带我到机场玩，到吃饭时他去吃空勤灶，我就干部灶地勤灶的干活。好在我那时没什么等级观念，而且吃嘛嘛香，跟战士们吃的挺高兴。要搁现在，我非跟我爸急了不可：有你这么招待客人的吗？！到吃饭点你就溜，一个人去吃好吃的，吃完你碘着肚子接茬跟我吹飞行的事，看几架飞机算什么，还不如鸡腿对我的吸引力大呢！

这飞行员的生活待遇是不错，举个例子：50年代一个普通士兵一天的伙食费是4角钱，但飞行员的生活费是一天4元多，此外还有专门的营养师，每天为他们准备菜谱，算营养成分，把他们喂的壮壮的。他们部队空勤灶从厨子到全套餐、厨、炊具设备，整套班子都是如假包换的全盘西化，全是从前美国大使馆接收来的（估计刷下些政审不合格的），所以他们是工作的时候开苏联飞机，吃饭的时候用美国炊具，每天都跟两个超级列强发生亲密接触。

这位问了，你扯这么多跟总理有什么关系？这太有关系了！大家想想，总理在建国初期一直到文革主要抓的工作是什么？是外交呀！这外交中除了谈判友谊援助针锋相对，最多的是什么？是国宴呀！那时侯经常看电影新闻简报，外宾来都要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撮几顿，发表个联合公报什么的，大家还有印象吗？

记得那时侯来访的外国友人，十个有九个是非洲兄弟。带着友谊而来，载满热情和援助离去，来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后，照例要见见毛主席，此外就是周总理了。

这是一九六五年的一天，非洲某国元首携夫人到访我国，由周总理陪同检阅我人民空军，来到我爸他们部队。我爸他们部队五、六十年代经常有这种任务，很有经验，接待起来也有固定模式，无非是飞行表演，接见飞行员，之后照例是——撮一顿。地点嘛，就是空勤灶，厨师呢，还是那帮人，也就是说，我爸他们空勤灶的厨师是国宴级的。

检阅一切正常，飞行表演得到了元首、夫人及随员们的一致称赞。表演后照例是总理带着外宾接见飞行员，说实话，我爸他们见的中央首长不少，有威风凛凛的，有文质彬彬的，也有爱理不理的。但这些飞行员们最喜欢的就是周总理了，套句我爸的话说就是：“没压力，不紧张，舒服。”大概有点如沐春风的感觉吧。这一点从各种回忆文献中能够得到证实，总理这人的个人特质套句大俗话来形容，就是平易近人。不论是邢台地震慰问灾民，还是到大庆跟工人吃高粱米，他都表现的那么自然质朴，这决不是可以装出来的，那是一种本色的流露。对这帮飞行员来说，见到毛主席是心潮澎湃，激动失眠；见到周总理，应该是象来了个德高望重的亲戚。

接见完之后就进了食堂，有七、八桌饭。我爸光荣的坐在总理隔壁桌。宴会开始，总理致辞，来宾致辞，之后就开动。毕竟不是正式国宴，没那么多繁文琐节，大伙吃的都挺高兴。这元首和元首夫人也不是第一次来中国了，都是老熟人，宾主气氛非常融洽。这元首夫人为了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表示尊敬，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就是用筷子，虽然谈不上熟练，但还可以对副。据说这使筷子可以锻炼大脑和身体协调能力。现在经常在中餐馆看到老外把一双筷子用的是上下翻飞，指哪打哪，使我对中国饮食文化的魅力自豪不已。

这天有一道我国著名的餐前菜——油炸花生米。外宾们爱吃，纷纷品尝。这元首夫人夹了一粒送到嘴里，刚吃出滋味，想再接着吃，这筷子就不听使唤了，这花生米怎么也送不到她的嘴里，这三夹两夹吃不到口，夫人就急了，没顾的上多想，欠起身伸手就抓了一把。花生米抓到手，夫人也想起这是个什么场合了，脸上就有点挂不住。就在这左右不是的关口，只见总理也伸手抓了一把花生米，一边说：“这个方法好呀！方便！”之后若无其事的跟旁边的人接着聊起来，一场尴尬就这样化于无形之中。

我爸现场目睹此事，事后提起，总是说：“人家总理的那个反应呀！咱们比不了。”

时光如梭，父亲讲的这件小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年龄越大对总理越是佩服，这种急智，没有长期的外交经验和生活经验的沉淀是涌现不出来的。而这一切我们的总理做的是那么自然，真可谓：大道无形。

类似的事情，总理遇见的不知有多少，在建国前、新中国成立后、文革中，无处不见到他这种处事的睿智，够我们这些后生学一辈子的。

正是：千古风流，任人评说，记忆永在人心！

大意失荆州

本来想收手不写《父亲空中历险系列》了，人贵有自知之明嘛！没什么航空知识，被人一问一打愣，净现眼了，再写怕影响我爸这光辉形象。把人家那明明惊险万分的场景给四两拨千斤了，轻描淡写一番。惊险程度大大打折，让人觉得这飞机怎么这么好开呀，出什么事都能安全降落。使我更加觉得自己举重若轻，对不起人民空军的先辈们。

但我有个优点就是听劝，让我写飞行的事我就听大伙的，难的写不了就写容易的。我就问我爸有什么过程简单的空中险情。我爸一听就急了：哪有简单的险情，一个处理不慎，反应慢点那是要出人命的！一看话不投机我就换了个说法启发他：您光介绍您怎么英勇机智了，就没有走过麦城什么的？这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现在不多了呀！我爸踌躇了一会，向我坦白了一个尘封已久的秘密。

这是在1953年，由于抗美援朝的爆发，我爸已提前从航校毕业将近一年了（20多年后他们航校给他补发了大专毕业证书上特意注明：因战争提前毕业。正常毕业就是大本了）。在发达国家的空军眼里，他是典型的菜鸟级飞行员，经验不足、战斗力有限。但在我们年轻的人民空军队伍里，他已经算是骨干型干部了。其实在抗美援朝的空战中，就是这么一批菜鸟，打下了包括美国王牌飞行员在内的几十架敌机。当时除了上前线的飞机，在北京附近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只有他们部队。

那时侯的飞行员少，国家重视，再加上头几批飞行员是苏联教官教出来的。让我爸他们自我感觉都不错，成天牛烘烘的。在天上也是动作生猛，把训练当成实战，都盼着被派到前线立几功，尝尝击落敌机的滋味。

这天又是一个例行训练，我爸飞米格—9，飞机上天后我爸就开始了一场虚拟空战，跟在假想敌后面一阵狂轰滥炸。在不知击落了多少架敌机后，他完成了规定训练科目，开始返航了。

这米格—9飞机降落有点与众不同，它有两台发动机，在飞机对准跑道降落前必须全部熄火，靠滑翔落地。否则机速太快，会冲出跑道。

至于降落，的确如过去兄所说，是三保险，即：塔台指挥提醒放起落架；地面有专人观察是否已放起落架，如未放就发信号弹警告；再加上放起落架是每个飞行员降落时必有的程序，所以是三保险。

但这次不知怎么就这么寸，这三保险一个都没发生作用。尤其是我爸，也不知是刚才敌机打爽了，还是因为当时属于新手手潮期，他压根就没想起来放起落架。这架没放起落架的飞机就高高兴兴的冲着跑道一猛子扎下去。

按照降落惯例，我爸先熄了一台发动机的火，这感觉就不对劲了：怎么今天这飞机熄了火还这么高的速度呀？原来没放起落架，飞机阻力小，机速降不下来。飞机贴近跑道，带着疑惑我爸熄了第二台发动机的火。速度还是那样，快的吓人。我爸琢磨：照这样降落，飞机非冲出跑道不可，怎么回事呢？

哎呀！忘了放起落架了！这时飞机已经拉平（这是术语）了，距跑道只有一米，这个距离不够放起落架，而且飞机还在往下降。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菜鸟飞行员右手将驾驶杆一拉，把飞机拉飘（这也是术语，意思是拉高了）了起来，距地面有5—6米了，左手同时把起落架放下来，再一低头，把飞机降下来了。

降落之后，我爸装着什么都没发生，该干嘛干嘛，别人好象也没发现破绽。

从此之后，菜鸟飞行员再也没犯类似的错误。这件事一瞒就是50 多年。

我爸跟我说：“当时真够险的，幸亏我反应快，不然没放起落架落到跑道上，当时油箱里还有不少油，飞机爆炸非烧死我不可。

我就问：“那你没找塔台指挥的和打信号弹的算帐？”

“找谁算帐呀？又没出事，我不说，谁也不知道，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那我写这个行吗？会不会影响你光辉形象？”

“开飞机这么多年，谁没出过点差错呀。”

“那你没跟组织汇报，申请处分呐？”

……

“那你没跟组织上说说，说你又挽救了一架飞机，请求立功？”

……

啪！我爸把电话挂了。

大转陀螺

上回说到我爸因为我没有航空基础知识，连螺旋是什么都不知道，根本理解不了他老人家遇见的是多么难处理的险情，挂了我的电话。

我的螺旋求救信发出后，很多大侠热情的答复了我，用教科书式的、大白话式的、甚至用动画的形式来启发我、教育我，使我从内心深处认识和了解到螺旋的定义、起因和处理办法，脑中有了螺旋的概念，从一个一窍不通的螺旋门外汉成长为一个可以小小糊弄我爸一下的家史记录者。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爸，你听着！”

尾旋又称螺旋(Spin)，是飞机的攻角(迎角)超过临界角度后，发生的一种连续的自动的旋转运动。在尾旋发生过程中，飞机沿着一条小半径的螺旋线航迹一面旋转、一面急剧下降，并同时绕滚转、俯仰、偏航三轴不断旋转。

“你说的自己明白吗？”

“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再跟你解释一下：‘简单讲就是因为飞机的飞行速度过低且飞行仰角过大造成的。当飞机因失速而进入螺旋状态时（此时飞机无法控制），飞机会向一侧（机头向下）方向做急速旋转，且旋转速度会越来越快，同时高度迅速下降。螺旋状态分左螺旋和右螺旋之分。按规定，当飞机进入螺旋状态时，飞行员应迅速跳伞。因为在你们当时还没有有效对副飞机进入螺旋的方法。’”

“差不多吧。”

“那讲讲你的螺旋经历吧！”

那是在1964年秋季，天津附近的一个军用机场，我爸他们例行训练，机型是歼五，训练科目是实战对抗，也就是打空战。由两架飞机充当蓝军，也就是敌机，由两架飞机充当红军，也就是我军。通常情况下，蓝军应该被红军击落，但如果遇见我爸这种蓝军，红军飞机也经常损失几架。总之，实战对抗训练务求真实，不预先安排谁胜谁败，主要的目的是锻炼飞行员的过硬本领，使他们成为技术高超、敢打敢拼的战将。

演练的过程通常是这样的：蓝军飞机到达指定空域，地面雷达发现敌机，引导红军飞机追击蓝军，红军飞机发现目标，咬死敌机，蓝军不肯就范，使出种种手段摆脱红军追踪，并试图反击，红军飞机识破蓝军种种手法，象强力胶一样粘住敌机，用炮火锁定蓝军，将其击落，演练时击落对方的证据就是用飞机上的照相机将对方机尾拍下来。

说的挺简单，其实过程挺复杂，都是战友，互相了解对方的战术风格，对方的套路基本都有对策，这击落对方和被对方击落都不是容易的事。

这天我爸当红军，他是长机，接到通知，敌机来犯，在某空域8000米高度游荡。红军两架飞机腾空而起，在地面的导航下接近敌机。

红军两架飞机悄悄逼近敌机，想在对方察觉前锁定敌机尾，将其击落。这时我爸用肉眼已经可以看见对方了，就在他将要发射炮弹之际，蓝军飞机发现我方，急转弯大动作规避我方打击。敌机上窜下跳、左躲右闪，我爸他们死死咬住，紧追不舍。那情形好似孙悟空大战二郎神，又好似哪吒勇斗海龙王，8000米的高空，上演着一场空战好戏。

不知大家有没有列队跑步的经验，当队列前边的人跑步速度加快时，即使加快的不多，队列后面的人也要花更大的劲才能跟上，否则很容易掉队。

天上也一样，我爸盯着的飞机在左突右闪的同时，也在加大速度急转弯，想迂回到我爸的后面。这时两架飞机兜起了圈子，都想将对方咬尾（锁死对方机尾，意味着胜利），速度有750KM/H。这飞机兜圈子转弯不是水平的，而是整个飞机成多少度角斜着飞。

双方逆时针兜着圈子较着劲，都在找对方的漏洞。我爸琢磨着在转弯的时侯转到敌机后面，彻底咬住对方的尾巴。于是一个急转弯、拉驾驶杆，拉的太急，驾驶杆拉的有点过了，飞机速度降了下来。我爸感到飞机一阵颤抖，飞机失控，进入左螺旋状态，翻着跟斗，扎向地面。

我爸的僚机大喊：“03 号机，你进螺旋了！你进螺旋了！”

地面指挥也喊：“快跳伞！”

我爸这时根本顾不上答话，心中默念解螺旋的要领，准备采取行动自救。飞机进入螺旋状态后，机头并不是一直冲下，而是一会水平自转，一会向下自转，围绕飞机的滚转、俯仰、偏航三轴不断旋转。普通人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会头发晕、眼发黑，根本不太可能保持清醒，更不用说采取措施了，但旋转对战斗机飞行员来说就很普通了。我记得我们院的空地上有不少旋转设备，有前后转的，有左右转的，我转几圈下地后就东倒西歪了，可飞行员在上面转个几十、一百圈后，还能在地上走直线，所以螺旋对飞行员最可怕的不是旋转，而是操纵系统失灵，飞机失控。

由于我爸的飞机进入的是左螺旋，所以我爸等机头朝下自转时，用左脚猛踩左方向舵踏

（顺螺旋方向）、同时双手大力推驾驶杆，使飞机顺螺旋方向加速，以解开螺旋。

但没有成功，飞机继续向地面坠落，这时我爸也想到了跳伞，飞机距安全跳伞的高度（2000米）不远了，飞机自转的也越来越快，再拖延，可能连跳伞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我爸还是不愿意放弃飞机，准备再搏一下，等到机头再次朝下时，再次用左脚猛踩方向舵，双手拼命推驾驶杆，一圈、两圈、突然之间，飞机可以操纵了！冲出了螺旋，这时飞机已经降到了1800米左右，我爸再次死里逃生。

事后，我爸向他们部队的飞行员介绍了这次解螺旋的经验，希望其他人可以避免发生类似的状况。

提起这件事，我爸很感慨，说当时歼五、歼六飞行员最怕的就是螺旋，九死一生，歼七以后的机型就好多了。但同时期欧美国家的战斗机，从设计上已经克服了螺旋问题，甚至把螺旋做为一个飞行科目来训练。这一点，苏联飞机比不了，牺牲了不少我军的优秀飞行员。

我爸问我：“你们那个网，懂行的人还是有几个嘛！都是哪个部队的呀？”

“不知道，可能多半是军事爱好者吧。”

“那他们都在哪呀？”

“哪都有，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我也不清楚。”

“那你都认识吗？”

“不认识。”

“那你们通过话吗？”

“没有。”

“那你们怎么联系呀？”

“打字。”

“打字怎么联系，是不是发电报？”

“不是，是上网……我得从头跟你解释……一时半会也解释不清楚……就是这个……算了，你问我哥吧，我这长途贵着呢！先这么着吧！”

我把电话先挂了。

自卫反击战

提起自卫反击战，现在公开出版的资料可真不少，从战争的发生背景、经过、经验教训以及战果、战斗细节甚至参战军队番号指挥员名单、伤亡人数都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可以品评指挥员的军事素质，部队的战术运用。这场战争为我军的现代化起到不小的促进作用，可以这么说：没有自卫反击战，我们还意识不到文革对我们军队的伤害有多么大，没有自卫反击战，军衔制恢复的也没那么快，自卫反击战使我们的建军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使我军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快马加鞭，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改革，成为一支现代化部队。

不过到目前为止，有关自卫反击战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关于陆军的，涉及到空军的我还没有见到，而且也没听过有什么空战和战斗英雄。曾经接触到这么一种观点：自卫反击战空战没打起来，一是由于交战双方都很克制，不想扩大战争规模；二是由于我方飞机的机型不如越方先进，当时越南南北统一后，北越缴获了不少美国飞机，其各项性能优于我军，所以我们为了避免损失，没有主动出击，取得战果。

这跟我了解的情况大大的有出入呀，带着一头雾水，打电话给我爸查证。我爸听了勃然大怒：“瞎扯！我们怕他们！要不是当年越南空军做缩头乌龟，我们能把他们的飞机全敲下来！”我一听这个乐呀，平时我爸最不爱提的就是自卫反击战，他既没立功，也没有空中险情，平平淡淡，没什么故事。这次一激动，为了证明我人民空军不是孬种，破了一次例，跟我聊起自卫反击战中空军的话题来了。

印象中自卫反击战是1979年2月17 日打响的，我爸他们2月初就到了广西，等他回来时，已经是夏天了。

我对自卫反击战的记忆有两个：一是我们院服务社的柜台里居然卖起了部队的军用压缩干粮和军用罐头。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快过期或已经过期的吧。我们家买了一箱压缩饼干和几个蔬菜罐头。——太好吃了！这压缩饼干在我看来要比空勤灶还神秘。因为从小就听各种民间版本的间谍故事，最吸引我的就是各国特务从海陆空潜入我国后，随身所带的间谍设备，其中就有这压缩饼干。据说只要吃了指甲盖大小的压缩饼干，特务们可以一天都不饿，这种高科技真是太神奇了！打开包装后，我就吃了一指甲盖，香！可我怎么还饿呀？我又吃了半块，味道好极了！形容不出来的好吃，到现在我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比蛋糕、桃酥、月饼、丹麦曲奇什么的都棒，就是干了点，就象包装上的名字：压缩“干”粮。不过到是澄清了我的一个误会：军用压缩干粮不等于间谍压缩饼干。军用的那种“压缩”我一次可以吃一大长方块，如果换成间谍用的我吃这么多，非撑爆了不可。

那段时间我们学校的同学上学时人手一块压缩干粮，上面啃的齿痕累累，赶上正换牙的，吃象格外精彩。

蔬菜罐头味道也不错，都有一种特别的香味，使我至今不能忘怀。不过后来看军事纪录片，描写我驻南沙海岛官兵成年累月以这种罐头为食，不禁感慨：再好吃的东西也架不住这么撮呀！倒了胃后再吃这种东西那不是比吃黄连还难受，真心希望我们的后勤部门能让咱们的战士吃的更好一点，品种再多些。

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我画了一幅“画”。内容是一个带着钢盔的士兵流着眼泪，旁边写着：我是越南兵，我不想打仗，我想回家！

创意独特，大慈大悲。我妈立刻就把我视为“诺贝尔和平奖最佳儿童画”的得奖侯选人了。很是培养了我一阵，不过我灵感的火花就迸现了这么一次，以后就熄灭了。目前我的绘画水平还是“我得了2分，一撅嘴变鸭子”那个层次的。如今想起来，流泪的士兵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现在世界上想回家的士兵应该比那时还要多吧！

让咱们回到前线，我爸他们部队这次驻扎在广西田阳机场，距边境有100公里左右。从位置上讲，应该算后方了，但这点距离，歼击机几分钟就可以飞到前线，参加战斗。

现在讲应该不算泄密吧，这次自卫反击战，我空军把最精锐的仅有的两个歼七团全部摆在了前线，其他的机型的部队就更多了。整个广西云南前线的各机场，都是我空军战斗机部队，给他们的指示是：见到越南飞机就击落！因此在地面战斗打响后，我爸他们每天起码起飞两次，到越南境内寻战。地面部队推进到哪，我歼击机就飞到哪。每次都是歼击机群，8架一个单位，排成战斗队型，一次起飞几个乃至十几个单位的战斗机，在越境内呼啸而过，如入无人之境，最远曾深入越南境内达100多公里！

天天寻战，就是找不着对手，无人应战。憋的这帮飞行员恨不得干脆改行当陆军，亲自端着枪去冲锋陷阵。

我军监听站曾监听到越空军指挥官和越军“内排（地名）”机场负责人的这样一段通话：

“命令你部飞机今天起飞！”

“今天不行呀。”

“为什么？”

“能见度不好，只有三公里，我们飞不了！”

“胡说，怎么中国飞机天天都能起飞？”

“反正我们飞不了，能见度不够，出了事故我可负不了责。”

……

当天空中能见度为6公里，越军的机场负责人显然是撒了慌，他根本就不想让他的下属起飞。原因嘛很简单，当时越空军从飞行员到地勤，包括指挥官，几乎全部是由我空军培训出来的。他们的培训基地是云南蒙自机场，由于中越两国关系的恶化，很多飞行科目还没来得及训练，越军飞行员就回国了。我军对越南空军的实力了如指掌，因此不论飞行技术还是心理素质，越方都不如我军。越空军也没有信心跟自己的师傅们展开空中对决。这就造成了我歼击机部队陷入了无仗可打的局面。可以这么讲：在自卫反击战中，制空权100%的牢牢的掌握在我英勇的人民空军手里。在此谨向参与了自卫反击战的我空军战士们致敬！你们兵不血刃，让敌人望风而逃，展现了军威、国威，正如战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的关于我英勇空军的报道题目，叫：《威镇天空！》

说实话，越南方面与我国撕破脸而去跟苏联结盟，的确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抱了一条虚胖浮肿的大腿。

忘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的无私支持和援助，忘记了一起并肩作战的朋友，忘记了中国人民为他们副出的鲜血和牺牲。一支由中国无偿训练的军队，拿着我们援助的物资、武器、弹药反过来寻衅挑事，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该打！

越南飞机还是起飞了一次。这天天气多云，我军雷达侦测到有18架敌机起飞，我军歼击机部队立刻起飞应敌。八架飞机一个单位排成战斗队型，共有六个单位的战斗机到达云层上方巡航等待，敌机从云层中一露头，就会被彻底消灭，我爸当时是其中一个战斗单位(歼七)的一号机，也就是领路机。所有飞行员都兴奋不已，磨权擦掌的准备立功，毕竟这是越军飞机第一次起飞叫板，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就枉为中国空军。

这时地面与空中通话：“奇怪！敌机是两架一组，九对飞机排成两列，居然是非战斗队型。”

原来这战斗机在飞行中的排列非常有学问，有攻击队型、非攻击队型，类似古代时的军阵，分工明确，变化多端。战斗机攻击队型分单机、双机、四机、八机等。架数越多阵型变化越多，攻击起来也越有威力。想要完全说明白，照我爸的说法需要两、三天，可以单独写本书。

当时的越南飞行员全部是由我军培训的，在飞机战斗队型上，教到四机队型就打住了，原因嘛就是因为中越关系恶化，越方飞行员提前回国，所以从飞机的战斗布阵上，越军就比我军差一大截子。

可越军再菜鸟也不应该在这种场合排出这种挨打阵势呀！我爸这就开始纳闷了：“是不是越南飞机想投诚？不可能，哪有18架飞机排着队起义的。”我爸一边琢磨一边通知同战斗编队的战友：“注意，敌机从云里一钻出来就打掉他们！”过了一会有个飞行员报告说好象在云中看到飞机翅膀的影子，更使大伙提高了警惕，有的人已经虚按着开火钮准备射击了。

在云上等啊等，越军飞机就是不露头。因为云中能见度太低，空战不可能在云里进行，而越军飞机一直躲在云中不出来，这场空战就打不起来。这时我爸他们接到地面通知，说敌机已飞向越军机场，跑了！

于是，整个自卫反击战期间，越南空军就起飞了这唯一的一次，还是非战斗队型，充其量是显示越南飞行员还敢飞行。而我空军也就模模糊糊的看见过越军的一只飞机翅膀，怪不得我爸不愿意提自卫反击战，原因是中国空军高手寂寞，英雄无用武之地！

这次自卫反击战，我军的两个强击机师（包括山东的那个师）也在前线。本来可以在攻打高平、谅山、重庆的战斗中发挥作用，尤其是在攻打谅山前，已经决定由强击机炸平谅山，但由于种种原因，改由炮兵执行，据说攻打谅山时我军万炮齐发，摧毁了整个城市！

打下这几个城市后，越南北部实际已受我军控制，我边境地区所有军、地单位的所有可以开动的运输工具，全部用来从越南运物资回国。可以这么说，那里几乎所有可以搬走的东西全部运回来了，包括我国当年勒紧裤腰带无偿援助越南的军、民用品。

当时我军俘获的越军俘虏全部关押在位于广西百色的战俘营。一般的俘虏由陆路押送，重要一些的经我爸他们机场搭运输机押送。

有些年轻的飞行员闲着没事就喜欢逗俘虏，这天晚饭后，几个飞行员带着空勤灶的点心去慰问越南同志了，到了临时关押俘虏的地方，发现这次抓住了一个越南特工部队的头，好象是个参谋长。

看见他们，这个俘虏一个立正，敬了个礼，用标准的普通话说：“中国同志，你们好！”

“你会讲中国话？”这几个飞行员更感兴趣了。

“是啊！我就是在中国的军校上的学，在中国受的训。”

“那你们还跟中国来劲！”

“我喜欢中国，我不愿意跟中国打仗！”

“中国了不起！你们的飞机真多！密密麻麻，连跑道两边都停满了！我们空军不如你们，没几架飞机。”俘虏一边嚼着点心一边高兴的说。

吃着吃着忘了形：“如果我们特工队要是到了这里，几个手榴弹就能把你们的飞机炸光了！”

“好你个越南鬼子！贼心不死！还想炸飞机！还我们点心！”

真不禁念叨，过了几天，特工队还就来了！

那是在打下高平后，我边境各单位正大忙特忙的从越南运回战利品。每个单位基本上是能堆东西的空间都利用上了。这一片繁忙不包括空军机场，这里依然是军事禁区，警备森严，有几道警戒线检查岗，外人没有通行证，休想靠近机场。

这天，两个18、9岁的小战士在岗亭里值着班，这是最靠近机场的一个岗亭，是最后一道警戒线。平时警卫战士在这值班，也就是查查通行证，抬抬交通控制杆，给车辆放个行什么的，没啥重要的事，凡是到了这道岗的人和车，已经被前几道警戒哨查过若干遍了，所以这道岗的战士，警惕性普遍不高。

两个小战士正值着班，发现远处有三辆大解放开过来了，转眼到了跟前停了下来。一家伙从车上蹦下来十几个全副武装的——越军！

两个小战士慌的呀，一个举枪就要搂扳机，另一个更绝，把电话筒拿起来就要求援。几个越军一下就把要开枪的小战士解除了武装，说：“别误会，自己人！快跟你们领导联系。”

原来他们是我军的特种部队。打下高平后从那运回了整整三卡车——越南钞票！运回国后由于各单位都忙于抢运战利品，没有条件保证钞票的安全，于是一层一层的把他们支到戒备最森严的空军基地来了，时间紧迫，他们连军装都来不及换，差点闹了误会。

他们的到来轰动了整个机场，尤其是我爸，除了对飞机熟悉，对于其他兵种的信息，也算是孤陋寡闻。听说来了特种部队，赶忙去看新鲜。见了他们后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不就是土匪嘛！只见这几位头发长长的，满脸胡子，军容不整，举止粗鲁，长的跟越南人一模一样，彻头彻尾的就是一帮越军。

我爸跟他们使劲聊了起来，这特种部队对空军也很好奇，于是就互相揭起神秘的面纱。

据他们讲，他们于自卫反击战打响前的XX（抱歉，保密）个月就进入越南潜伏了，他们都是边境一带招的兵，会讲越南话，受过特种训练，并且非常熟悉越军的编制番号，见到越军甲部队就冒充是乙部队的，见到乙部队的就冒充丙部队的。到处蒙吃蒙喝，实在没吃的就杀耕牛、打野兽，就这么潜伏了XX个月，也吃了不少苦。

他们的武器配备为冲锋枪一只（跟越军一样），手枪一只，匕首一把。

在潜伏期间，为我军取得了大量的情报，这次打下高平，更是画龙点睛般直接运了三卡车钞票回来。交接后还要马上返回前线。

我爸也向他们介绍了一些空军的情况。

返回前线前，机场部队做东，请他们在干部灶狠狠的大撮了一顿，好好慰劳一下这些无名英雄们。

1979年夏，我爸他们部队胜利完成任务，返回原驻地。之后他很少提起自卫反击战，直到那天我给他打电话。

知道了我空军在自卫反击战中的参战经过，不由得萌生出这样一种观念：当相对强国的感觉，真爽！

龙王庙事件

1981年夏，我军在华北地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各兵种合成演习，这是在邓小平复出后首次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由于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军暴露出不少不足之处如：战术陈旧，参谋人员老化，各军种协调不力等。经过两年的分析、总结、演练，终于有机会让部队有了一次实战操演的机会。演习涉及：步兵，装甲部队，空降兵部队，空军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部队以及炮兵等各兵种，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这次演习被拍成了个纪录片叫《钢铁长城》，不知有没有朋友看过。后来我看过有关这次演习的的长篇报道，说是演习期间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看的舍不得离开，万不得已回北京参加完外事活动，赶回来漏看了一点就连呼可惜可惜！还介绍演习的指导思想就是真实，合理，不能光图好看，由此还根据演习所在地实际状况更改了不少纸上谈兵的计划，使整个演习更接近实战标准。

想象一下，挺过瘾的吧。

以上情况，全是我以后从各种报道中知道的。当时演习虽然就发生在附近，可我异常失落，因为我成了个演习孤儿。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哥哥姐姐去外地上学，我妈出差，我爸去参加演习。由于空军司令张庭发住我们院，大部分地方都戒了严，我每天得由小战士带着去食堂吃饭，没事去司机班找相熟的司机玩，日子过的到也自由自在、稀里糊涂。

听司机们聊天，说这次演习，不管多大的官全坐北京吉普，因为邓小平只坐那种车，没人敢超过他去。还有的说，车熄火了，让路过的军人帮忙推一下，后来才知道那是肖劲光的儿子（据说是大名鼎鼎的歌星李谷一的老公）等等。这批司机，能量特大，居然还违规带我看了一次阅兵。那是在一个旧机场跑道，跑道两边都是车啊、炮啊什么的。我躲在吉普车里等着大兵们走正步，由于连日来为我军的小道消息现代化操劳过度，等着等着我竟睡着了。醒来后阅兵已结束，听着那几个司机眉飞色舞的唾沫星子横飞，大侃特侃操演见闻，我当时那叫一个“郁闷”。他们模仿北京军区司令秦基伟：“报告总长（杨得志），演习部队准备完毕，请您检阅！”他们大侃空降兵部队的阅兵服漂亮，还有肩章、臂章。搞的见惯红领章、五角星的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想着想着就出溜到电影里国军那样式去了。

看飞行特技表演时我没睡着，从头看到尾，精彩绝伦，好看极了（请原谅我的形容词贫乏）。我也看过其他国家飞行表演的纪录片，发达国家的特技飞行的优势其实是飞机的机型比我们先进，至于技术、编队、造型我们绝不比任何一个国家逊色。我们用歼六照样可以飞出天女散花（几架飞机一起向上冲，然后倒转垂直向下）、海底捞月（垂直向地面飞，再拉起来一飞冲天）、双机对撞、变换队型等。照样让你在现场抑住呼吸，手心出汗。在这我再次向我们的空军特技飞行表演大队致敬，希望他们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飞行队伍，傲视群雄，为国增光。

吃食堂没几天我就闹起了肚子，上吐下泻、浑身没劲、躺在床上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急坏了小战士和卫生队的赤脚大夫，各种止泻方法给我用了个溜够，为防止我“牺牲”晚上还给我加了个岗。同时又打电话叫我爸回来，我爸说前方战事紧，脱不开身，我儿子的小问题还是组织上解决吧。

话是这么说，过了一星期我爸还是回来看了我一次。为了表彰我为祖国的军事演习默默奉献的精神，他老人家特意带我去演习的空军指挥组转了一圈以示奖励。

进了指挥所，看见满墙满桌子的军用地图，红蓝铅笔和望远镜也有不少。房间里还摆着几张床。就见几个大胖子、几个中胖子、还有十几个不太胖的胖子在里面忙忙碌碌。不过我还没来得及刺探小道消息，吃完中午饭，我爸就打发我回家了。

后来才知道，这次演习所有有关空军部分的内容就是在那间屋子里，由这帮胖子们制订和跟进的。我也算接近了一次核心部门吧。

我爸具体分工是负责空军与陆军63军（2003年撤消）的协调联络工作。

后来还是让我知道了一个他们在演习中的小插曲：

我爸他们指挥组有个刚从山东一个强击机师师长的岗位上提起来的胖副军长，空闲时经常跟我爸说他的子弟兵多精锐，什么打靶怎么怎么样了，各种飞行科目水平怎么怎么样了，总是眉飞色舞，没完没了。

由于这次演习中空军有一个内容是打地靶，所以在演习范围内的一座山顶上修建了一个直径30米左右的地靶，而这个演习科目就是由胖军长那个师来完成。

这天预定由这个师的飞机飞到地靶现场熟悉一下地形，演练一下，以便正式实弹演习时发挥的出色些。胖军长来了劲，跟我爸说：“咱们去现场看看我们部队的雄姿，顺便验一下刚完工的地靶吧。”我爸正好没别的事就同意了，俩人带着俩参谋开着车就去了。

到了山脚下，我爸就有点含糊。这是一座荒山，到山顶只有一条小路，而且山上、路两边全是酸枣刺，一个不注意就刺你一家伙。还有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他们是四个大、小胖子。我的印象中，部队里官越大越胖（都说将军肚的），原因不详，有待研究。这四位即使是参谋也是有一定级别的参谋了，所以体重都有点超标，爬山这活对他们来说有点费劲。

不过这地靶还是要验收呀，所以这四位就开始登山了。在夏日阳光的鼓励下，四个胖子气喘吁吁的来到了山顶，找到地靶，就站上去了。这地靶挺大挺平，也没酸枣刺，在上面溜溜达达的等着看打靶演练正合适。唯一的缺陷是———太热了，没遮没掩的晒着，汗把军衣都湿透了。这时候胖军长发话了：“反正这里是军事禁区，山上没别人，咱们把衣服脱了凉快凉快吧！”大家一起响应，纷纷宽衣解带。脱的程度各有不同，胖军长脱的最彻底，只剩一条军短裤。

大伙正乘着凉，演练的飞机从远方飞过来了。四架强五排成攻击队型，穿云透雾，掠过长空，象四只矫健的雄鹰，向地靶方向袭来。胖军长嘴里喃喃自语：“你看看，你看看，这队型！这角度！指哪打哪！”

这四架飞机飞到指定射击位置，瞄准！射击！两枚导弹冲着这几个在地靶上活蹦乱跳的胖子呼啸而来。我爸大叫：“不好，快跑！”四个胖子一轰而散，四处游走，躲避打击。胖军长一边跑一边喊：“今天不是实弹演习呀，怎么回事！”我爸一边跑一边抬头观察导弹轨迹，一边琢磨：老子开飞机没摔死，今天可别在这牺牲了呀！

我爸再一抬头又喊：“不是导弹！是‘副油箱’！”

是“副油箱”也得跑，被那玩意砸一下，非成肉泥不可。

大伙正跑的想挖个防空洞躲起来的当口，只听的轰、轰两声巨响。两个“副油箱”落到离地靶20多米处，又向上弹起10 几米，又弹起落下几次，趴那不动了，油箱破裂，流出大量航空燃油。

再看我爸他们，一个个丢盔卸甲、灰头土脸、身上带着酸枣刺划的口子，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惊魂未定的胖子们聚在一起，居然一个不少，都没砸着。

下山路上，胖军长一言不发，脸憋的通红（也可能是晒的），到了车上，发了一句狠：“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我爸充分理解到他的难堪，实在不好意思挤兑他，一个人自顾自庆幸捡回条命。

事后调查，真相大白。原来强五飞机的“副油箱”与导弹发射系统都是由同一个发射钮控制，这个钮在驾驶杆上，飞机挂导弹就挂不了“副油箱”，挂“副油箱”就挂不了导弹。平时训练时挂“副油箱”，实战演习就挂导弹。

这天这几架飞机是训练，所以挂的是“副油箱”。当他们接近地靶时，应该瞄准目标后虚按一下发射按钮就可以了，但有一个飞行员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看到了这几个活蹦乱跳、光着膀子的胖子而走了神。瞄准之后鬼使神差的按了发射钮，把“副油箱”甩了出去，差点把他们老师长和历经多次空中险情而死里逃生的我爸送上了西天。也幸亏是“副油箱”，如果是真导弹，我爸他们跑的再快，也得去见马克思。

事后我爸去了63 军公干，没有参与这次事故的处理，不过以后再没听过胖军长聊子弟兵的话题。

参与这次历险的同志全部被日光浴灼伤，当晚受伤部位又痛又痒，彻夜难眠，胖军长尤甚，几乎浑身脱了一层皮。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专打一家人。”

附记：几年后胖副军长升任福空军区司令，不知现在还记不记得被子弟兵瞄准的趣事？

又及：哪位专家了解什么是飞机螺旋，最好跟我介绍一下。我爸今天跟我解释了半天说他遇见过这种险情，我使劲听没听懂，他又摔电话了。

航校岁月

关于父亲的空军经历，不知不觉的已经写到第九篇了，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我真是衷心的感谢各位热心的朋友，没有你们的鼓励和支持，我不可能在这个系列走的这么远，也不可能发掘出我所不了解的父亲的另一面。写着写着，昨天的历史好象就出现在眼前：父亲的成长历程印下了共和国空军发展的痕迹，一个个逝去的、健在的、壮烈的、平凡的空军将士们共同参与了历史、创造了历史。我会永远记住这些无名英雄们。

父亲从来没有说自己是英雄，他为自己的飞行技术骄傲、他为自己经历了多次空中险情大难不死而庆幸、他为老年无所作为而沮丧，但他从没认为自己是英雄。他说牺牲的那些战友们才是英雄，他说那些人牺牲的时候既没打下飞机、也没立功、有的连名字都没人记得了，他很痛心。我说你放心吧，即使军史上没有他们的事迹，但是在他们的家人心里，在老百姓心中，永远有一块地方是留给无名英雄的。

我爸说你写写我们的航校生活吧，空军最早的几批飞行员经历的应该都差不多，会有些代表性。

于是就聊起了航校。电话里的父亲有好几次声音好象哽住了，我不敢确定。因为印象中只有一次，也就是我出国上飞机前，平时情感从不外露的他抱起了我的女儿说：“爷爷送送你，咱们要好久见不到面了。”声音有些哽咽，很是伤感。那情那景让我不敢面对，至今不忍回想。人老了，期盼的东西应该并不多吧。

父亲是浙江永嘉人，1948年入党，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浙江解放后，他们部队合并到三野X军（他记不清楚了，我查了一下，是浙江警备旅第二团第三营第七连）103师，驻扎在温州地区。主要任务是解放浙江沿岸海岛，肃清国民党残敌。在此期间，负了几次伤，身上留了不少处伤疤（之前在游击队时也负过伤，但当时战斗规模小，受伤规模可能也相对小些）。

1951年1月，新组建的空军到陆军各野战部队招飞行员，在父亲他们部队的几千个士兵中挑中了15名候选人，其中就有刚满20岁的他。当时他们在温州的招生点呆了有一个月，一次次的审查、一批批的筛人，剩下的这15个人来到了省会杭州，进行下一轮选拔。

当时选拔飞行员除了身体条件外，政治上筛选更严格，要符合以下条件：一是要当过三年兵；二是要打过三次仗；三是要政治可靠（不要求一定是党员），祖宗三代历史清白。至于文化水平，要求并不高，会读写300个汉字就可以了，父亲读过五年书，硬是算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兵了。

在杭州审查了半个月，又刷下来10个人，剩下的5个人被送到南京，进行第三轮选拔。

到了南京后，又送回原部队3 人，原因各异，有的是因为出身不好；还有的象父亲的一个游击队战友叫曾家俊的，被送走的原因居然是因为审查的人认为他没打过仗，他从游击队到野战部队职务一直是“文书”，“文书”在野战部队可能的确不用上前线，但在游击队时，“什么书”见到敌人都要开打。这位曾叔叔很是不忿，回部队后到处开证明，终于在下一批被录取为运输机飞行员。

这时他们一起选出来的就只剩两个人了，这两位幸存者来到了长春飞行预科总队。

这次是由苏联教官亲自审查，他对我父亲的各项成绩非常满意，把他录取成为飞战斗机的学员，至于同来的另一位候选人，被安排去学开运输机（不是身高的原因）。

正常情况下，飞行学员应该在长春的飞行预科总队学习半年，补补文化学学航空基本常识什么的。但由于抗美援朝前线的战事吃紧，我空军损失很大，急需补充战斗机飞行员，上级决定他们这批学员（共142人）提前进航校学习飞行业务，尽早上战场。

当时我军有七所航校，我父亲这批去的是山西太原的四航校，是该校自1949年建校后的第三批学员，这所航校后来搬了家，目前在河北省的石家庄市。

四航校位于太原市的双塔寺附近，使用的是原阎锡山部的一个兵营旧址，由于我军在解放太原时在双塔寺附近与阎锡山部有一场恶战，所以兵营内空地上到处都是弹坑，用作学员宿舍和教室的营房也是破破烂烂。四航校建校后也盖过学员宿舍，但当时由老学员使用，所以这批新学员到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修理营房，填补弹坑，使自己能有宿舍和教室。

按照常规的航校教程，第一年的课程是航空理论学习，但由于当时大敌当前，上级决定将一年的理论课程压缩到一个月，充分贯彻了“在陆军基础上建立人民空军”的指导思想，大大的高估了这批新学员的理论水平。

学员们被分成了一个个的小组，相当于各学员小队，每组人数8、9个不等，我父亲那个小组有9个人，都住在同一个宿舍。

航校的管理人员和教员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苏联政工人员和教官占一部分；我军管理人员和教员占一部分；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占一部分，此外汽车司机全是日本人。在这里面，苏联教官的权力非常大，一个学员的淘汰与否，基本上全凭他们一句话。

理论学习使父亲倍受折磨，原因如下：一是一年的教学内容压缩成一个月，对学员来讲，信息量太大，只能生吞活剥，不可能100%理解；二是每天除了理论学习，他们还要填炮弹坑、修理营房、一心二用；第三由于我父亲是浙江人，到1949年以后才大量接触到其他省份人的讲的普通话，听力还真有些困难，所以要跟上学习进度，他要副出比其他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在这期间父亲也闹了不少笑话如：拼装飞机模型时，有一段他老是把飞机的螺旋桨和起落架搞混，该安螺旋桨的部位伸出个起落架，飞机的肚皮下却冒出个螺旋桨。

经过一个月的埋头苦读，父亲居然考试合格结了业。他们小组有两个学员在飞行理论学习过程中被淘汰了，他们宿舍剩下7个人，显得宽敞多了。

于是就开始学习飞行，他们最先接触的飞机是“雅克—18”。

那时航校的条件还比较简陋，学员们的飞行装备就是一套飞行服，连飞行帽都是全组共用一顶，哪个人飞行就归谁戴。至于飞机也是一个组一架，学员们轮流飞。

每个小组专门配一个飞行教员，是中方的，当然还有其他诸如无线电等专业的教员，这些属于公共课程，一个学员大队配1、2个就够了，中方教员主要任务是教学，没有其他权力。苏联教员负责教学和考核，权力很大，学员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他们想淘汰一个学员，只要写上一行字：“该学员没有飞行前途。”这个人就得打道回府，改行干别的。

负责我父亲他们组的苏联教官叫“邱叶夫”，是莫斯科人，当时40多岁。

父亲回忆：航校中的苏联人，政工干部还不错，会跟中国学员握握手，聊聊天，但苏联教官们就大不相同了，很瞧不起中国人。

他们骂人，骂学员是蠢猪，马溜子，笨蛋，什么中国人长的跟猴子一样……他们打中国学员很是顺手：在地面推、踢学员，一个不满意就是一耳光；在天上，学员一个动作没做好，苏联教官在后面一踩方向舵，学员一抬腿，苏联人就拿驾驶杆给他一下子。有的学员反应慢点，腿会被打的伤痕累累，肿了起来。可能是我父亲飞的还行吧，一直到毕业，他只被打过一次。他说：“打几下到没什么，大伙都是枪林弹雨里出来的。但受不了的是他们侮辱人格，感觉他们是从心底里瞧不起中国人！”“他们从不鼓励学员，对学员有的只是打骂。”

有学员受不了向上级反映，得到的答复是：“你们来航校是向苏联老大哥学技术来的，别的什么都别管！破坏了中苏友谊，搞坏了国际关系，你可要负责！”于是不再有人反应。加上学习任务真是很重，除了学习飞行外，业余时间都要用在理论学习上，因为那一个月的压缩理论，实在需要慢慢消化。学习转移了学员们的注意力，对苏联人的不满，暂时压了下来。

终于还是有学员忍不住了。这个学员叫张文来，平时没少挨打受骂，忍受苏联教官的蛮横。一次与苏联教官一起飞行，可能是又挨了打，气急之下驾驶飞机冲向地面，想与教官同归于尽，但被苏联教官制止了，飞机落地之后，张文来立刻被停飞，后来被送走，去向不明。现在想想，他的结局不会太好，很有可能面临的是军法审判。

学习飞行“雅克—18”三个月后，学员们刚掌握飞行基本要领，勉强能飞了，这种机型的学习也就结束了，算是结了业。在这期间，我父亲他们小组又有两个学员被淘汰，宿舍里还剩下5个人，更宽敞了。

接着就开始学习飞“雅克—11”。这时我父亲他们的状况是这样的：飞行基础没有打好，“雅克—18”就只能勉强飞，理论基础很差，囫囵吞枣，飞行技术就自然不过关。“雅克—18”容易飞，这些弱点还不明显，到硬飞“雅克—11”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开始飞行后不久，父亲他们组的中方教员和一个学员，在一次飞行训练时飞机失控，双双牺牲。教员叫刘云礼，学员叫陈进发（父亲叮嘱我一定要写出牺牲烈士的名字，请大家记住他们）。

这样他们小组在一天之内就失去了教官、飞机和朝夕相处的室友，对剩下四个人的震撼之大，不难想象。这时在学员中间开始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山西省、太原市、904（航校番号）飞行员死了埋在双塔寺（飞行员牺牲后安葬于双塔寺附近山上）。”

带着悲痛，父亲他们继续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繁重的学业中去，努力提高理论和飞行技术，争取早日全面掌握飞行本领，去前线打仗。

过了一阵子，他们小组又有一个学员被苏联教官淘汰了。宿舍里只剩下三个人。

在配备了另一架飞机后，经过勤学苦练，他们的飞行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小组的三个学员都可以放单飞了。这个成绩是在没有固定飞行教员的情况下取得的，非常艰难。

他们飞的雅克—11飞机是前后两个座位，一般情况下，前座是学员，教官在后面。放单飞后，为了保持平衡，使飞机更容易驾驶，要在后座上放一个沙袋，重量跟一个成人差不多，术语叫“压座”。

单飞了一段时间后，教官认为他们组的三个学员技术水平比较稳定，开始将飞行时的沙袋换成学员了，也就是前座学员负责驾驶飞机，处理各种情况，后面的学员要象沙袋一样，沉默不语压座的同时，还要在心中模拟操作要领。由于一个组只有一个飞行帽，归驾驶飞机的学员使用，压座的那位就要借教官的飞行帽来戴。

就这样，他们三个人白天轮流进行飞行训练，晚上一起努力提高理论水平，没有业余时间，没有娱乐活动，也很少休星期天，全部的业余时间基本上都用来学习，就这样过了两个月。

一天，他们照例来到机场进行飞行训练，这次轮到我父亲在地面等，另两个学员先飞，其中一个人负责驾驶，另一个“压座”。

两个人再也没有返回机场，飞机失事，一起牺牲。父亲再见到他们时，已是在追悼会上。

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孟起成，王德发。这两个年轻的战士，还没来得及成为正式的飞行员，就为祖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晚上回到宿舍，父亲发了来到航校后的第一次呆，原来住着九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的房间，现在空荡荡的。原来紧张的学习训练后，几个人还可以开开玩笑、聊聊家常，如今他一个人坐在宿舍里，咳嗽一声都有回音。心理素质再好的人，这时也免不了情绪低落。一个20岁的年轻人，在短短几个月里，经历了太多的离别和死亡。他实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飞行训练时，连个“压座”的搭档都没有。

学员大队的裴路良政委发现了他的情绪变化，搬着自己的铺盖卷来到了父亲的宿舍，对他说：“我那一个人住太冷清，咱们搭个伴吧！”这位可敬的政委，在父亲最困难的时候，起到了一个合格的政工干部应起的作用。

不过飞行训练搭档还是个问题，后来从别的组调来了一个学员叫蒋树仁和我父亲一起训练，人也搬进了他们宿舍，但人员编制还在原来的小组。

他们俩后来成了莫逆之交，分到部队后还和我父亲分别与另一对莫逆之交结成了伴侣——就是李阿姨与我母亲，这是后话。

他们俩的飞行训练很是不容易，因为他们没有飞机——父亲他们组摔了两架；他们没有固定教员——牺牲了。因此蒋叔叔和我爸两个人就象叫花子一样，每天一早就等在停机坪旁边，乘着别的小组学员飞行训练的空档，抓紧时间飞一个起落。为了一次飞行机会，要在地面等好几小时。只要别的组教员要教点什么，他们两个就凑上去伸直耳朵使劲听。

他们两个人就这么一种条件的下飞了将近一年，也真是一个奇迹！1952年12月，每一个学员盼望已久的日子到了———第三期学员毕业了。

学校为他们举行了简单的毕业典礼。入学时的142个学员，毕业的时候还剩下一半，除牺牲的外，大部分离开的学员是被淘汰的。我父亲那组减员最多，只剩下他一个人。

写到这，我不禁感慨！看到我父亲那一辈飞行员的航校经历，有人可能会说：“当时的中国空军素质太差，半文盲都敢开飞机，这种水平上了前线，还不是挨打挨揍。”

可事实证明，就是这么一些半文盲，在抗美援朝前线，飞行技术进步的神速，没让敌人占半点便宜。他们是祖国的骄傲，是民族的脊梁。五十年后的今天，再次向他们致敬。

我们将永远记住那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烈士们，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有他们的一份努力，愿他们安息。

后记：毕业后，父亲和另外14个学员分到北京附近的一个航空兵师。他们联名向空军党委、司令部、政治部反映了四航校苏联教官存在的问题，空军领导非常重视，专门整顿了航校苏联教官的工作作风问题。父亲他们算是为后来的学员们做了一件好事。

飞行员装备

说完航校的事，我爸难受了好几天，再没兴趣跟我聊有关飞行的事了，本来他胃口就不太好，这次可能是因为回忆起当年的战友，心里难过，听家里人说，我爸五、六天没好好吃饭。

主要责任人是我呀，赶紧找辙解决吧！我就琢磨话题，写空中历险？在下航空知识有限，问题问多了容易引起我爸的不耐烦。这个题材得等风调雨顺，他心情舒畅的时候才能写。不过别说，我现在的军事水平还是大有提高的。譬如：现在我跟我爸聊关于飞行的话题，谈话时间可以达到三分钟了！要知道以前他可是容忍不了一丁点我的外行话，一言不和就挂电话。现在终于明白了，我这是为共和国空军弟兄们扬威立腕呢！为了让我们这批小字辈了解早期的中国空军成长史，您就应该和颜悦色的耐心解释，千万别学当年的苏联教官，要不我肯定是第一批被淘汰的。

那写什么呢？我冥思苦想，我抓耳挠腮，我使劲找灵感，我上网查如何让老人胃口大开的偏方，我要找一个不影响情绪的，技术含量少的，还要有点内容的关于空军的题材，到底写什么呢？有了！

这就要提一下想当初了，想当初我特年轻的时候(刚上小学时)，正常情况下，我爸大概一星期回一次家，平时就住在机场，估计天天准备打仗吧。

他一回来，家里就热闹起来，跟过节一样。带回来的巧克力、糖、还有空勤灶做的点心，都可以让孩子们高兴起来，再加上他一回来，我们家就完整了，一家人一起散散步、逛逛没什么货品的百货大楼和没多少动物的动物园，倒也其乐融融。

我盼着他回来别有原因，这是个秘密，这么多年后的今天在本文中刚刚解密，第一次公布。那就是——我可以偷着玩我爸的手枪！

他每次回来都带着一个包，里面装着飞行员的飞行装备，可能是为了紧急情况时立刻可以换上吧，反正每个飞行员回家，都要带这么个包。

我爸回来后就把包“藏”起来，不过藏的地方没什么创意，不是床底下就是大立柜顶上，跟我妈“藏”点心的地方差不多，这哪瞒的过我呀！

只要逮着空，我就把那个包拿出来，打开之后慢慢欣赏，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我都不认识，吸引我的除了手枪就是伞刀。咱们先说伞刀，它折起来收好后有成人的手那么长，有点象现在街上卖的瑞士军刀，刀身一头是一把刀，另一头是一把带刃的钩子。除此之外，印象最深的是它还有一个特殊之处，上面有一个开关，向不同的方向按，主伞刀或钩子就缓缓打开，真先进！我后来一直没见过类似的刀。

说到手枪，是64式，不大，挺重手，沉甸甸的。这里我要夸一下自己，在没有人教过我的情况下：我会开关枪保险！我会拆卸子弹匣！我能把手枪拆散了再装回去！后来听说别的部队有小孩玩枪走火的事，我就更自豪了，咱玩了这么多次枪，不但每次扣扳机前先关枪保险（或是卸子弹匣，还要确保枪膛中没子弹），没出事故，而且还没让家里的领导们发现（我们家领导多，一爸一妈一姐一哥，奶奶也经常来我家视察），这需要多么高的智慧和勇气呀！

扯了这么多，中心思想就是我挺好奇，到底飞行员的随身装备都有什么，小时侯我只顾玩枪，那包里的其他东西我根本就没注意，而且这个话题不伤感情，让我爸介绍一下，没准他的胃口会好点，多吃几口饭，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下面是我爸的回忆，时间上有不确定的地方我尽量从其他途径了解，包括请教河里的军事大拿们，在这先多谢了。

我空军飞行员的装备发展过程概括起来应该是这样的：早期基本上全盘使用苏军的装备——使用苏军的装备同时，装备国产化同时进行中——随后装备国产化既有借鉴也有创新——随着技术的进步，飞行员的装备也不断完善。归纳起来一句话：我军飞行员的装备，是在摸索中形成的，其特点是具有我军特色、不断改进。

我空军初建时，飞行员装备基本上是苏联支援的。不仅如此，当时连飞行训练大纲、飞行手册、战斗条令等也是全盘苏化。但有一个例外，飞行服是日本造的，应该是当年的战利品吧。这种飞行服是连身的，浅兰色人字呢，带拉锁。由于是为东方人设计的，我爸他们穿上挺合适。

苏制飞行靴每人两双，夏、冬各一双，均为高腰，靴筒一直到膝盖。

冬靴里外都是毛，靴底是毡的，穿的时候还要在靴子外边套上一双橡皮防滑套，穿上之后非常重，走路迈不开腿。

苏制鹿皮手套一双，里面是毛，带上之后非常合手，不影响驾驶操作，飞行员们都很喜欢。

苏制皮带一条，带枪套和伞刀套。

手枪一支（51式）

伞刀一把（象现在的砍刀，很笨重不能收缩，有刀套）

毕业后发飞行帽一顶（航校时一个组一顶，学员轮流使用）

稠飞行帽衬里一条。

这套以苏式装备为主的状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我兵工企业不断开发出一些替代品让我爸他们试用，有的很成功，但有些不太适用。

由于我爸毕业时还是抗美援朝期间，后来他们师又在福建前线执行过任务，靠近海面，所以他们还有一套战时的救生装备。这套救生装备和伞包结合，主体是一艘橡皮艇。飞行员跳伞后，如果落入水中，打开充气开关后救生船可自动充气。船上备有压缩饼干、巧克力、酥糖、急救包（内有吗啡、纱布、红汞等）、钓鱼用具、净水器、信号弹、发报机和电池。发生意外后，飞行员靠这些物品可以生存一个星期以上。

1952年12月我爸从航校毕业，下部队后没多久，我军后勤部门生产出第一批国产飞行服，样式也变了，不再采用日式的那种连身衣，由上衣和裤子两部分组成。袖子、裤腿、上衣下摆均未收口，飞行员们都觉的不太舒服。

这种飞行服还造成了一起事故。有一次，一个飞行大队长在执行任务时飞机发生故障，该大队长弃机跳伞，降落伞打开时把他的飞行衣下摆给起来了，露出了肚皮，当时高空温度约为零下56度，降落之后他被严重冻伤。飞行服的改革也就势在必行了。相关厂家将飞行服上衣的下摆和袖口加上松紧带，成为缩口，也保暖多了。

飞行服的面料也由人字呢改为皮革的，当时厂家生产出两套不同面料的飞行服请我爸他们试穿，一套是鹿皮的，另一套可能是牛皮的，穿着都非常轻便保暖。但由于鹿皮成本太高，最后决定采用牛皮作为飞行服面料，一直沿用至今。父亲对这套飞行服评价很高，认为设计的很合理，算是改装成功。

飞行靴的样式也变了，靴身变短了，走路稍微轻便些，但飞行员们都不喜欢。原因是飞行服棉裤膝盖以下部分为单层，也就是只有一层布，原来的飞行靴靴身一直到膝盖，整个小腿都很暖。但新款飞行靴靴身短，穿上飞行靴之后从膝盖到靴身空出一截，飞上天后机舱内气温低，腿很冷，而且不知什么原因，目前这种飞行靴还在使用。

飞行手套也改了，衬里由以前的羊毛改为毡的，面料也由以前的粗纹高级皮改为光面皮。这种手套既不好摘戴，也不好用，驾驶操作时经常打滑，飞行员们意见很大，可能是由于工艺问题，这种手套使用了5、6年后，才换成类似以前的那种苏式手套。

下部队后最让父亲高兴的就是可以有一顶自己的飞行帽了。这是我国自己生产的，完全仿造苏联的。白天用着还行，飞夜航就有点差强人意，老是要做些额外的动作。

飞行员戴着帽子上飞机后，要将飞行帽上的一个接头连上飞机的通话器和无线电插头，为了保证飞行员一次连接成功，飞行帽插头和飞机接口上各有一个白点，操作时只要将两个白点对准，就可以准确的接通通话器和无线电。

问题就出在这，以前苏联飞行帽接头上的白点和飞机插头上的白点是有荧光的，不管白天黑夜使用起来都很方便，但我们仿制的飞行帽插头上虽然也有白点，但没有莹光，飞夜航时如果想连上飞机插头，要试来试去好一会，很耽误时间。

提了意见后，这个缺点很快就改了过来。这种款式的飞行帽使用时间最长，雅克—18、雅克—11、米格—9、比斯、歼五、歼六等机型用的都是它。直到飞歼七，我爸才用上完全不同的飞行帽。为全包头式玻璃钢钢盔，有可伸缩护目镜，天蓝色，头顶正中有一红五星，现在看电视，发现我军歼八II飞行员还在使用这种头盔。我爸收藏了一顶，戴上去很威风。

歼七还有一种高空飞行帽，我没见过，据父亲讲是密封的，与抗荷服连在一起，穿上后与外界完全隔离，平时有专人保管，只有在高空进行超音速作业时（15000米以上）才使用。

氧气面罩仿造的也不好，式样完全照搬苏联，连规格尺寸都照搬。基本上不动脑子。白种人脸型长，鼻梁高，根据他们的特点设计的氧气面罩戴上后基本上严丝合缝，不会漏气。

可这种氧气面罩的使用者是中国人呀！鼻梁没那么高，与氧气面罩的上沿总差着几毫米——半厘米，一通氧，滋滋的漏气，飞行的时候很别扭。这个问题一直到父亲停飞时都没解决。

配枪也换过几次，总的说来是重量越来越轻，体积越来越小。1955年换成54式（还是很重很大，小时侯在警卫室玩过），1959年换成59式，1965年换成64式，以后就一直用64式（这是我最熟悉的一款，亲切极了！）。

苏式伞刀用了有十几年，这种伞刀的长度大概跟成人的小臂差不多，又笨又重，样子有点象“第一滴血”里史泰龙用的那种，不过没那么多功能。

说起伞刀的改装还有一个小故事：196X年，我军在内蒙地区击落了一架U2高空侦察机，驾驶员被生擒。我军找到该机残骸后，缴获了不少驾驶员的美式随身装备，其中有一把伞刀。

空军负责装备的军官带着这把伞刀到我爸他们团征求意见，我爸看见伞刀后爱不释手，觉得使用起来真方便。这把伞刀小巧玲珑，一头是刀，一头是带刃的钩子，不用的时候折叠进刀身，用的时候可以用开关控制自动打开。尤其是那个钩子，如果跳伞时被挂住，随手一拉，就可以割断伞绳。见惯了苏式伞刀的父亲，对这把伞刀的设计者，很是佩服。

我爸打开伞刀，比划着模拟各种割伞动作，越使越顺手，不过却遇见了个难题，怎么把刀收回去呢？琢磨来琢磨去，试着用手把刀身压回去，一个不留神，手被刀刃划破了，原来这伞刀用的是特种钢，刀刃极是锋利，割伞就象切豆腐，更别说我爸的手了。

装备部的军官见状大笑，对我爸说：“你是我军第二个被这把刀割伤手的，第一个被割伤的人是刘司令。”原来刘亚楼将军见到这把刀后也是非常喜爱，使劲捣鼓，收刀时遇见同样的问题，也伤了手。

我爸他们团的飞行员都非常喜欢这把伞刀，认为这种刀使用方便，重量也轻，于是上级决定仿制该型伞刀。

过了一段时间，这种款式的伞刀装备到各飞行部队，父亲发现仿制的伞刀比以前那把重，也大多了，没那么小巧玲珑，由于采用的钢材不同，刀刃也没那么锋利，不过还是比苏式的好用。

降落伞逃生系统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刚开始的时候，飞行员跳伞降落伞不能自动打开，需要手动开伞。一次，一位叫李文一的飞行大队长，在飞行训练时出了事故，在成功逃离飞机后，由于他手受了伤，拉不动开伞绳，最后牺牲了。

后来研究开发出了自动开伞装置，飞行员弹出机舱后，飞行座椅脱离，自动开伞器将降落伞打开，跳伞安全多了。

到了歼七，跳伞时整个座仓连座仓盖都可以弹射出去，飞行员跳伞就更有保障了。不过我爸飞了这么多年，不管遇见什么样的空中险情，一次伞也没跳过，可惜了这么先进的跳伞逃生系统。

最后谈一下抗荷服。我空军刚创建时，飞行员装备里没有抗荷服，所以我爸他们飞行时动作稍微大一点，头部的血液就流到腿部，飞行员就会眼前发黑，短暂失明，这种情况一直到1956年以后才得到改善。原因是我军可以生产抗荷服了。

这种抗荷服严格说来应该叫抗荷裤，穿上这种抗荷服可以保障头部供血，飞行员可以承受6—7个负荷，效果非常好，可以飞许多以前不能做的动作了。

前面介绍飞行帽时顺便提到歼七的抗荷服，这种抗荷服是专用的，连着飞行帽、飞行手套、连脚也包着，穿上后与外界完全隔开。在现代宇航服没有研制出来前，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的第一次太空飞行，用的就是这种抗荷服。此外，父亲2000年参观洛杉矶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时，发现美军F—16战机飞行员穿的抗荷服，也是这种。

说到这，不得不提一下我父亲有一个穿抗荷服的后遗症。飞行员在穿上抗荷服后，由于抗荷服不透气，在空中的飞机里温度可以调节，还可以忍受，但在地面时就热的够戗，尤其是在一、二级战备值班时，全副武装的父亲坐在飞机中备战，每次都一身身的出汗，排尿自然很少，长期如此，他得了肾结石。

第一次发作是在我3岁左右，记得是一天早晨，家里只有我爸和我，起床后我发现他疼的在床上直打滚，话都讲不利落了，头撞在暖气片上都不知道，我也不知该怎么办，后来我穿着他的拖鞋跟对门的叔叔说：“我爸要死了，快去看看！”就这样，我立了一小功。

第二次是2000年，体检查出我爸又有了结石，在协和医院用超声波碎石三次，将结石震碎，随尿液排出体外。但一天半夜，有一块比较大的碎结石卡在尿道里，父亲疼痛难忍，服用了一粒军用急救包里的特效止痛片止住疼后，硬是将这粒碎结石排了出来，第二天一大早，他把这粒结石给我看，告诉我事情经过。我问他当时为什么不叫我，他说叫也没用，到医院不过也是止痛，没什么区别，这点小事，自己搞掂了。

通过父亲的介绍，了解到一些我军飞行员装备的发展演变过程，也是空军史的一部分，在此记录下来，算是一种纪念吧。

又：看了我写的几篇劣作后，我爸觉得我航空知识见长，孺子可教，决定跟我讲讲他另一次立功的经过，呵呵。

随身带枪记

上次写飞行员装备的时候提到从小就偷偷玩我爸带回家的手枪，引起了网友对飞行员能不能带枪回家的疑问。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特地向我爸求证了一下，要不然我一不留神把他老人家给卖了，到时候部队给他个迟来的处分，这不有损晚节嘛！这一问还就引出个故事来。

关于带枪回家的答复让我放了心。我爸说一直到他停飞，他们部队的规定都是：飞行员必须全天候配枪。不管是在天上飞，还是在地面；不管是值勤，还是在休假；不管是在家，还是在部队；甚至探家和疗养时，飞行员也一定要做到枪不离身，身不离枪。

这可苦了我爸他们，手枪对他们来说成了个累赘，不管到哪，天天揣着个差不多两斤重的铁疙瘩，上班时还好点，把枪装在枪套里挂在武装带上。可下班后，有时侯要到营房外散散步，买点东西，总不能也挂着支枪去商店呀！知道的明白是你们部队的规定，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实行了军管，解放军同志帮着维持社会秩序呢。

那个年代还真没有现在电影里那种拴在肩膀上的那种枪套，否则就替我爸他们解决大难题了。这配枪也不允许让别人代管，所以他们想了个没办法的办法：如果出军营，他们干脆就把枪从枪套里拿出来，直接塞裤兜里，就跟咱们塞车钥匙一样。

50年代他们驻扎在杨村机场，那时的飞行员几乎全是小伙子，个个精力充沛、活蹦乱跳的，估计那个年代杨村的各公共场合，一到部队放假，应该到处都是揣着手枪满大街乱逛的飞行员，这里面自然少不了我爸。

我爸有个爱好，爱听京剧，说来很有点意思，一个浙江人居然爱听京剧，我妈说我们不在家的时候，我爸还经常偷偷哼几句呢，我是从来没听过，实在想象不出来带着浙江口音的京剧是个什么调调。

父亲记忆里的5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都是美好的，没有那么残酷的路线之争，整个国家都在使劲发展，老百姓也单纯，什么都信，也特有热情，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提高，再加上抗美援朝的胜利，整个中国，都有股子欣欣向荣的气象。

我爸在部队里也成了业务骨干，是上级重点培养的对象。1956年5月，部队决定让他去北京参加空军指挥员训练班，时间是8个月，地点在南苑机场。

比起航校来，这学习班可以算是天堂了，教员都是自己人，来客串教学的首长也是和蔼可亲，父亲的学习过程是收获很多，心情愉快。

让他更高兴的是可以去剧院看京剧了，这可是他的一大享受，在浙江，当地流行的地方戏是越剧，不过作为国剧的京剧，父亲小时侯也没少听。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怎么可能不去欣赏京剧！

一个月至少有两个星期六的晚上，我爸都要和几个京剧爱好者一起去看京剧演出，地点是东单附近的长安戏院。那的名角可真不少，什么马连良、赵燕侠、等等等等（我记不住那么多名角的名字）。如今听我爸念叨这些京剧大家的名字，很有点年轻人追星的劲头。

看戏也得带着枪，还是塞在裤兜里，真别扭！别扭也得带着，军令如山呀。看到忘形时，刚翘个二郎腿，裤兜里的手枪就说话了：“当兵的，注意仪容仪表，把腿放下去。”一边说一边冲着大腿就是一下子，硌的生疼。冬天还好点，夏天裤兜里放把枪，着实不舒服。

我问我爸：“为什么你们一定要随时带着手枪呢？”我爸反问我：“你说呢？自己好好想想！”语气颇为不耐烦。

1957年2月，我爸毕业了。告别了教员和战友，参加训练班的学员们就各自归队了。

火车到达杨村火车站已是晚上，天已经很黑了，火车站离部队驻地还有4、5公里。我爸背着随身行李，琢磨着走回去未免太远了，平时白天无所谓，现在走到宿舍半夜三更的连个整觉都睡不了，干脆打个“的”吧。就走到火车站前趴活的“人力三轮的”前，问司机：“请问到机场多少钱？”

“两毛。”那师傅一看来了活，立刻有了精神。

“那咱们走吧。”我爸这人不善于砍价，再加上天太晚了，两毛就两毛吧。那时侯他的工资是80多元一个月，作为一个单身汉，除去寄回老家的钱，剩下的足够他用了。

这位“出租车”师傅是本地人，满嘴天津话，长的是人高马大，整整高我爸一头，是标准的北方劳动人民的形象，对我空军情况非常好奇，不断刺探军事情报，俩人有一搭没一搭的唠着瞌，一会就到了机场，我爸副了车钱，直接回了宿舍，身上觉得轻飘飘的。

这时营房已经熄了灯，大伙都休息了，我爸也赶紧睡觉，准备第二天再报到。

转眼到了早上，起床号一响，整个军营就活起来了。我爸一边整理行李一边跟战友们聊天，毕竟8个月没见了。穿好军装，系上武装带，我爸感觉身上怎么还是轻飘飘的，特别扭。

整理整理衣服下摆，正正大盖帽，总是觉得少了点什么，是什么呢？一摸裤兜，我爸不禁大叫：“我的手枪呢？！我的 手枪呢？！”

战友们纷纷围了上来，有个参谋说：“别急，想想放哪了？是不是在行李里？”

大伙七手八脚的一通乱找，没有找到。有人问：“是不是掉路上了？”

“下火车时枪还在我身上。”

“肯定是掉在三轮车上了！” 我爸回忆起来了。

“那得赶快去找，被别人拣到了就麻烦了！我去叫车”参谋说着冲了出去。

我爸他们几个跳上吉普就奔火车站，除了我爸，那几位当然是依然揣着枪。

到了火车站，我爸一眼看见昨天的那位“的哥”

“就是他！”一个急刹车，几个人就把那哥们给围起来了。

“几位几位，有嘛事好商量。”“的哥”一头雾水，不知道怎么冒犯了这几个子弟兵。

“昨天晚上坐你的车，我掉东西了，你看见了吗？”我爸问。

“没有，不可能，你丢嘛东西了？”

“手枪！”

“我地妈呀！那可没看见！”

“那我找找！”说着我爸上了他的三轮车，找了起来。

进了后车座一翻，赫然看见他的手枪枪口朝上，坐在车垫缝里冲我爸乐呐。赶紧拿出来说：“找着了！在这呢。”原来昨天拉完机场这趟活后，这位“的哥”连车都没收拾就回家了，今天一大早还没开张，我爸他们就来找了，否则这枪还真没准在不在呢。

“哎呀妈呀，幸亏您找着了，要不我非吃官司不可！”

“对不起，让您受惊了，我们得赶回部队去，打搅了！”说着我爸他们就回了机场。“民不举，官不究。”这次丢枪事件算是有了个完满的结局。

“吃一堑，长一智”，从此以后，尤其是我爸结婚后，他就长了个心眼，只要是回家，他就把枪放在飞行包里，再把包藏在个角落里，上街再也不带枪了，怕丢了再也找不回来。

可他就没想到家里还有个我呐，这一举措差点使我成为一个兵器专家，反正拆他的枪是一点困难没有。幸亏我不爱“臭显”，要不然我揣着把真枪找小朋友玩会打仗，肯定能把他气炸了，不知到那时他会把枪藏哪呢？

强将手下

最近有个烦恼，就是我的秃笔生不了花，影响了我的写作热情。于是就上网使劲看小说，尤其是纪实类的，狠看了一星期，慢慢琢磨出点门道来：原来人家都是简单事情复杂化，小事写大。哪象我，大事化小。照我这么写，别说30年，就是300年的从军生涯也能让我一页纸给概括喽。我觉得我有写段落大意，剧情梗概的才华，值得挖掘挖掘。

最近看了父亲当年写的一个关于“衡阳迫降”的经过汇报，光是人物对话就好几页纸，心说可得好好学学，以后有机会改写一下我那篇，补充点内容。

写了不少空中历险了，我问我爸：“您历险经验那么丰富，有没有跟部队的其他飞行员介绍介绍？”

“怎么没有，我给飞行员们讲课，他们都挺爱听，我的课还算受欢迎的呢……”

眼看着他就要滔滔不绝，我赶忙改了个话题，要不又该听天书了。不过他受飞行员欢迎我到是有体会。小时侯，我哥和我没少因为是他儿子而受优待，优待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他的职务，当时部队里比他官大的有的是。是因为他的为人，得到了下级真心的拥戴。他这人抗上，但对自己的下级那可是真叫护犊子，恨不得把新飞行员一来就训练的技术高超，全成战斗英雄的胚子。所以他传授起自己的飞行经验和心得时，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他带的那个团，从那时到如今一直是我空军的主力部队，我军最先进的机型，最早装备的肯定有他们团，什么地方局势紧张，他们团也肯定会出现在那，去扭转乾坤。不仅如此，其他部队改装新机型，不但要到他们团取经，还要请他们有经验的飞行与地勤人员去做技术支持。这些都是从那些到我家看我爸的叔叔们口中知道的。这应该与父亲那批老飞行员打下的好底子是分不开的。一个有技术全面，帮助新进传统的部队，什么时候都会是出色的。

父亲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打下敌机，基本上是到哪哪停战，想打都没对手，福建当年那么紧张，他那个编队怎么挑衅，台湾飞机就是不越线。自卫反击战想立一功，结果连敌机的影子也没让他见到。于是只能一次次处理空中险情，历险来历险去的自己跟自己较劲。

下面先介绍点飞行基础知识和一些背景资料。

大家知道，解放军部队里论官应该政委最大，党指挥枪嘛。不过在机场就不是这样，飞行时军事干部说了算，“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指听地面指挥员的调度，这一切包括空中的和机场地面的一切人和物。空中的飞机，让你飞到哪你就要到哪，规定的飞行科目一定要完成，不允许别出心裁。除非你的飞机也发生了诸如：无线电坏了、机体共振变形、进入螺旋呀等特殊情况。那就需要看飞行员的个人素质了，有些故障发生的突然，飞机有时会失控，不允许飞行员多考虑，要凭飞行员的本能和经验来处理险情，是跳伞还是救飞机要看具体情况。这种情况地面指挥员一般帮不上忙。

还有一种情况是飞机发生机械故障，暂时没有失控，如果地面指挥员经验丰富，指挥飞行员排除故障，安全落地，皆大欢喜。但实际上，在指挥故障飞机时，如果指挥员的责任很大，在他的指挥下，即使最后由于飞行员本身的原因造成机毁人亡，指挥员还是要负责任。所以飞行员遇到险情，一般的指挥员会原则的指挥一下，有的就会让飞行员按飞行条例弃机跳伞。

再介绍一下“空域”。

通常一个军用机场的半径250公里内都为飞机训练区域。以我爸驻扎的华北某空军基地为例：机场的250公里半径区域分为四个大空域，编号为1、2、3、4号空域，这四个空域是战斗机进行大动作科目训练时使用的，如模拟实战演习等；在机场附近上空再分四个小空域，编号为5、6、7、8号空域；这四个小空域的主要用途是让战斗机进行一些小动作科目训练时使用的，如特技飞行等。

起飞前几天，飞行科目训练计划已经提前制订完毕，飞行员也会在地面用小飞机模型模拟各种飞行动作，找出各项飞行科目中的要点，在实际操作前，做到心中有数。

起飞后，飞机由指挥员引导进入指定空域，接着指挥员就监督和指导各项训练科目的顺利进行了。如果有多架战斗机在不同的空域里同时进行训练的话，指挥员及其配套班子就会大忙特忙起来，领航员和标图员位于指挥员两侧，负责随时注意各飞机的位置，不时向指挥员提供最新情况，此外指挥塔台里还有负责机械、作战、训练、通信、场站等10名各专业的参谋，随时监视飞行状况。指挥员不仅要注意飞机本身状况和每个飞行员完成科目动作的情况，还要注意每架飞机不能超出自己的指定空域，否则就容易发生撞机事件了。

指挥员在地面，主要靠无线电和雷达来掌握全局并传达各项指令，同时训练中的战斗机飞行员也要不时与地面联络，使指挥员及时了解各种情况。在指挥过程中，塔台里只有指挥员可以使用无线电话筒进行指挥，任何问题的出现，都要向指挥员汇报，由他拍板处理。如果同时有十多架飞机一起在天上转悠，塔台指挥室内就会象电影里演的那样，人声嘈杂，雷达屏幕乱闪，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这次遇见的就是该种情况，那是在1979年下半年，华北某机场，这天部队进行飞行训练，我爸是机场指挥员，十几架歼七战机腾空而起，飞向指定空域进行飞行科目训练。

一架架、一对对或一个个编队的歼七被我爸引导着飞到了指定空域，开始进行各项科目训练。

无线电中不断传来飞行员们通话的声音，内容无非是有关训练的，我爸一边盯着雷达屏幕，一边和飞行员们通话。20多年的指挥经验，使指挥飞机如同驾驶飞机一样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非常的得心应手了。

这时无线电传来一个飞行员的声音（就叫他‘小王’吧）：“报告指挥员，XX号飞机发生异常，正在减速下降。”

我爸立刻警觉了起来：“小王，你立刻返航。”，因为他知道，飞机突然减速下降是严重空中故障的征兆，必须立即处理，不能拖延。同时命令空中的其他飞行员停止通话，非紧急情况不再联系，保持无线电静默，继续完成飞行科目。

然后我爸继续指挥小王，让他试着加油门，检查滑油压力、煤油压力以及各相关仪表状况。

正检查着，小王突然报告：“指挥员，飞机发动机停车了！怎么办？”险情出现了。

“通报你现在的高度、速度。”

“高度8000米，速度700KM/H。”

我爸查了一下飞机的位置，距机场约有80公里，迅速心算出故障飞机的“滑翔比”（他们部队飞行员没事的时候经常有速算竞赛，他的水平一般保持在前十名以内），认为该飞机可以滑翔回机场，于是对小王说：  “保持飞机航向，我指挥你飞回机场。”

接着又对另一个飞行员说“为德，你飞到XX号机前面领路，注意小王飞机高度的变化，随时通报情况。”这样，从两个方面得到的现场信息，有助于父亲做出判断。

大家知道，飞机发动机停车，是最危险的飞机故障之一，这意味着飞机失去了动力，成了一架沉甸甸的滑翔机。这种情况下，由于故障飞机离机场很远，如果我爸指挥飞行员就地跳伞，或飞行员自己找地方迫降，指挥员没有责任，但如果我爸指挥故障飞机滑翔80公里返回机场，一旦飞机到达机场时高度过高或过低，迫降不成功，出了问题，全部责任都是指挥员的。

但飞机是飞行员的生命，在父亲的字典里没有“弃机跳伞”这个词，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挽救飞机，更何况这是我军当时最先进的战机。至于责任，我爸事后对我说：“豁出去了！反正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也相信我带的兵的水平，我是既要救人也要挽救飞机。即使摔了飞机，人肯定保的住！大不了给我个处分！免职也不怕！”

话是这么说，胆大还要心细，我爸一边与两架飞机保持着联系，一边不断根据他们提供的不断变化的数据心算着“滑翔比”。心中也准备出一套套应急方案，让身边的参谋们去落实，相关人员都在紧张的准备着。

其他的在各空域执行训练任务的飞机，早就在我爸的安排下留了一条空中走廊，一边完成各自的训练科目，一边支着耳朵听消息，都是战友，飞机出了故障，其他飞行员能不关心嘛？

就这么指挥着，几分钟过去了，我爸抬眼从塔台望出去，远远的看见他们的飞机冲机场这边滑过来了，飞机高度大致还可以，有点偏高。

我爸赶快通知小王：“我看见你了，快放起落架。”小王把起落架放了下来，飞机的速度降了点。

“把襟翼也放下来！”

襟翼放下后，小王的飞机位置还是有点高，不能安全降落到跑道上。于是我爸又喊：“小王，你再做个侧滑！”

故障飞机一个侧滑，高度正好，直接降下来了，减速伞打开，飞机稳稳的停在跑道上。救援人员迅速将故障飞机拖离跑道，进行事故分析。我爸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一身轻松的指挥起其他正在训练的飞机来。

从小王报告飞机发生故障到我爸指挥他成功迫降，整个过程也就十几分钟。

截止到今天，歼七飞机发生故障后，经指挥成功迫降的案例非常少，我爸他们这次算是一例。

事后小王荣立二等功。

为德荣立三等功。

父亲荣立三等功。

老兵不死

80年代初，正当盛年的父亲一停飞就主动申请离休，拖了很长时间才被批准。回到北京，他成了一个“闲人”，生活了一辈子的部队跟他没了关系，周围大都是陌生的面孔，没有人知道他以前的经历，除了战友和家人，没有人认识他，了解他。他要适应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一适应就是20多年。“老兵不死，他只是慢慢枯萎”。父亲似乎永远活在那30多年的军旅记忆里。

刚离休的父亲，努力的找正自己的位置。刚开始时，总是找战友，把在北京的战友打搅了个溜够，活动半径也越来越大，最远的到了浙江，去参加“解放洞头岛战役”的一个纪念活动。

可也总不能天天去战友那上班呀。由于当时家里人都忙：母亲上班，姐姐上大学，哥哥在当兵还没退伍，我也在上学。于是他成了我们的炊事员，把空勤灶学来的手艺“秀”给我们吃。我们聊天，他听着，我们的话题他插不上嘴。他一讲部队的旧闻，我就离开，不关心也不爱听。现在想来，他应该是寂寞的。

不知从哪年开始，他开始经常去军博，都是上午去，一去就是一天，晚上赶回来为我们做饭。那时我家住在北京的东边，到军博要穿过整个城市。头几年去的很勤，几天就一次，慢慢的少了。可能是年纪大了，近些年没见他再去军博。

为什么去那，他没说，我也懒得问，觉得可能军博附近住着他的哪个战友，去串门。

2004年10月，我揭开了这个“谜”。网友建议我写写父亲驾驶过的飞机，我就跟他聊起了这个话题，他告诉我他飞过的飞机大部分都在军博展览呢。

于是我知道了他去军博的原因。他的确是去看战友，他是去看那些陪伴他度过青春，陪伴他度过壮年，陪伴他度过一段段难忘的空军生涯的“战友”。他是去看那些伴着他出生入死，化结了一次次空中险情的“战友”。那些默默的、忠诚的、最关心和理解他的“战友”——他的战机们！

我不知道父亲何时找到这些“老战友”的，可能是一次偶然吧，为了排解心中的烦闷，专门去看看飞机，没想到却发现了久违的“战友”。那种欣喜和感慨，应该是语言表达不出来的吧。

我实在体会不出他在军博的感觉，想象不出他看着自己“伙伴”时的情景。眼前出现的是电影《末代皇帝》中的最后一幕：暮年的溥仪再次来到了乾清宫，从宝座下翻出了幼时玩的蝈蝈罐……飞逝的时光浓缩在一刹，看到那一刻我曾唏嘘不已，无限感慨。

“雅克—17”、“米格—9”、“歼—5”、“歼—7”虽然他们被重新编了号，虽然他们身上的油彩已不是从前那套，但父亲还是认出了他们。他们是父亲的回忆，他们是父亲的军中经历，他们曾经是父亲生命中和事业上最重要的一部分。

他就那么一次次的去军博，直到那些战机铭刻在心，永不再忘。

春节回京，我一定要请父亲去趟军博，看看他那些无言的战友，让老军人和他的老朋友们有机会再互敬一个军礼。

我目睹了一个老兵的枯萎。

又：写完此文正值加拿大老兵节，到处都有人在义卖小红花为老兵们募捐，以示对老兵们为国奉献的尊敬。在此我遥祝大洋彼岸那些曾经参军，为祖国安全奉献过的老兵们，身体健康，永远幸福，不再寂寞。

国庆阅兵

这几天上国内的门户网站，发现他们正专题宣传抗美援朝时的空军战斗英雄们呢，发表了不少他们对当年的回忆，对照了一下，跟我爸说的差不多，心里就更有底了。

能上采访名单的都不是一般人，都是打下过敌机的，成为英雄后事业当然也是一片坦途，基本上都成为我军高级指挥员：王海当了空军司令，张积慧——空军副司令，刘玉堤——北空司令，赵宝桐——北空副参谋长。不过谁也别不服气，那是人家用命换来的。

印象最深的是王海的一席话，他说空军跟陆军不同，陆军的团长一般不在最前线，指挥所靠后；空军就不同了，打起仗来别说团长，师长能飞也要冲在前面。例如王海本人以20多岁的年龄成为航空师师长后，照样身先士卒，在天上打仗可不讲师长、团长的，都得狠揍敌机。

这些战斗英雄们自然是军史留名，正如奥运金牌得主，无限的光荣，无限的风光，他们是后来人的榜样，是后来人的目标，得到的一切一切，都是他们应得的。

不过我关注的是另一批人，他们算是军中的老百姓吧，通过写我爸的经历，使我对这些螺丝钉一样的、没有轰天裂地英雄事迹的、上不了党史军史的将士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共和国空军的成长史，既离不开那些叱咤长空、痛扁敌机的战斗英雄们，也离不开这些兢兢业业、默默无闻的保卫祖国领空的平凡的飞行员们。没有英雄的光环，他们是一群有血有肉的汉子、他们是顾不了家的丈夫、不负责任的父亲和值得尊敬的军人！

今天我写的是我爸他们部队参加1955年国庆阅兵的经过。大家都知道，1949年的开国大典，刚创建的中国空军的战机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了一个崭新的兵种。当然当时的空军专业人员缺乏，设备简陋，飞机也是缴获的，各机型都有，是标准的“万国牌”。据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飞行员回忆：当时参加检阅的飞机，居然都是带弹飞行，原因是为了防止敌机骚扰，这在各国的检阅史上，应该是第一次。

建国后历次国庆阅兵，空军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算是1953年那次了，刚从抗美援朝前线胜利归来的英雄的空12师，通过了天安们广场，接受人民的检阅，战功赫赫的飞行英雄们，在战斗中通过了考试；年轻的中国空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了！

咱们再回到1955年这次阅兵，这就要从我父亲那批学员航校毕业后分配到这个航空师开始说起。1952年底，做为1949年我军正式成立航校后的第三批飞行员，我爸他们一行15人来到了驻扎在杨村的航空兵X师。当时这个师基本是一个空架子，人员全是陆军转过来的，飞机不少，但只有5、6个飞行员，这几个人居然要担负起保卫北京的任务。

这个航空师当时有两个飞行团的编制，新飞行员来后，我爸他们几个分到其中一个飞行团，另外7人分到另一个团。

当时他们部队是已经被确定要上前线了，所以一下部队我爸他们就开始训练四机编队战斗队型，飞了几天雅克—17教练机后，就开始飞米格—9，练好后已经是1953年初，预定5月份出发到前线，这时朝鲜战场局势发生了变化，交战双方基本上停战了。

本来上战场前他们要换飞米格—15，既然不上战场，就接着飞米格—9了。转眼到了1954年，他们师的飞机换成了米格—15比斯，这种型号的飞机在当时算是先进的。陆续有飞行员从航校毕业分到他们部队，每个飞行团的飞行员人数达到了30多人。经过一年多的刻苦训练，我爸他们团的飞行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些个人技术突出的飞行员也显现了出来。

到了1955年，他们团的战斗力在当时的空军部队中，排名已经靠前了。各种飞行科目的完成质量，也是名列前矛的。

这个团的表现引起了空军领导的注意，决定让他们参加1955年国庆阅兵，届时该团的战斗机编队将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

从5月份开始，他们团开始进行国庆阅兵编队训练，其实飞机阅兵跟地面阅兵时列队走正步差不多，都要做到步伐一致，整齐划一。

这次由30架飞机组成阅兵编队，三架一个编队，成等腰三角型排列，沿指定路线，保持规定距离，飞过天安门广场。据说飞行路线和飞机间距都经过科学测算，能让地面观礼的人群在最佳的角度欣赏飞机编队通过。

他们的飞行路线是：杨村机场出发—由香河县—沿长安街延长线—经通县—朝阳区—东城区—天安门广场—西城区—海淀区—石景山区—返回杨村机场。

阅兵时要求飞机编队通过天安门观礼台的时间误差不能超过5秒种，飞机编队通过广场的位置与路线要保证一丝不差。

说起来容易，真正飞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飞行编队的整齐划一要从起飞那一刹那就开始了，一直要保持到检阅结束，飞回机场。

据父亲回忆，他们从5月份开始就取消休假，天天都要练习编队了。他们的训练路线是：杨村机场—香河县—通县—朝阳区—建国门返回。

训练沿线以明火为坐标，飞机编队飞行时沿途有观察哨检查编队情况，在特定地点有人拍照。阅兵的空中指挥所设在北京饭店楼上，通过无线电指挥参加阅兵的空军部队。

每天一次的空中编队训练返回后，领导要根据沿途观察哨反馈回来的信息来对这30名飞行员的具体表现进行点评。每个人挑一遍毛病，谁都跑不了。

点评过后也不能休息，他们要在地面训练“看飞机”。就是把参加检阅的飞机在地面排成检阅队型，飞行员全副武装，坐在盖上机舱盖的机舱内熟悉队型和机位，一排三架飞机中，一架长机，两架僚机。僚机以长机为坐标，长机以前面一排的长机为基准，一熟悉就是2、3个小时。那可是夏天呀！烈日当空，想象一下坐在没有空调的汽车里的情景……除了“闷”就是“热”！我爸说当时闷在机舱里，汗流的眼睛都睁不开，身上的汗也是一身身的淌，每次“看飞机”结束离开机舱，他的飞行靴内都可以倒出小半碗汗水。

不管多辛苦都要坚持，这可是政治任务。我问我爸，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上前线或参加阅兵，他选哪个，我爸毫不犹豫的选了上战场。也是，走正步哪有打仗过瘾。

话是这么说，练习时可一点都没松劲，个个都兢兢业业的，惟恐哪个人的动作做不到位，给部队丢脸。

1955年10月1日，晴。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阅兵活动，在装甲兵部队方阵通过观礼台后，30架米格—15比斯歼击机排列成检阅队型，到达了指定位置，与指定到达时间相差2秒种，在允许误差范围之内，胜利完成了这次国庆阅兵的任务，向人民展现了迅速成长起来的共和国空军风采，受到检阅各方的一致好评。

事后我问我爸飞机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看见了什么。他说当时有规定，检阅飞机执行任务时，飞行员除了长机和僚机，什么都不许看。尤其不准在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看地面，所以整个阅兵过程，我爸除了长机和另一架僚机，什么都没看见，训练时除了一身身出汗，也没啥英雄事迹。至于飞机的武器系统内，更是空空如也，一发炮弹都没有。

他还向我坦白，说他十一当天起飞时还真有点紧张，不过一飞起来就什么都忘了，跟平时训练差不多。

回到机场后，部队给这30个飞行员准备了一顿好饭，吃完晚饭他们又直奔天安门而去—这次是坐汽车。组织上体恤大伙的辛苦，安排参加阅兵的飞行员们去中山堂看京剧，记得是马连良的《借东风》。这是他们几个月来的第一次放松，我爸说：“很过瘾的！”

第二天，部队开始就阅兵当天的飞行情况进行逐个点评，什么编队队型啦，飞机位置啦，三角对称什么的评了个溜够。最后结论是这次阅兵，参加的飞行员任务完成的都很出色，每人发阅兵纪念章一枚，并根据个人表现评出一、二、三等奖，获奖者居然有物质奖励！奖品是：

一等奖     绒衣一件

二等奖     内衣一套

三等奖     背心一件

我爸得了一件绒衣，纪念章保存至今。

八大金刚

今天我想写的是我爸和他的几个战友的事，至于里面的有些称号大家不要较真，是民间叫起来的，并没有“红头文件”的官方认可。不过内容都是真的，没什么夸张失实的地方，因为我爸这个人，缺乏耐心，什么事都是往简单里说，连个形容词都没有。害的我每次都绞尽脑汁的往那干巴巴的记录里填点作料，要不谁看的下去呀。

从小就听人家说我爸是“八大金刚”，什么是“八大金刚”我那时侯也不懂，还没顾的上问他他就离开了部队，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就糊里糊涂的拖到了现在。直到来到了西西河的英雄本色，在众弟兄的鼓励下，对我爸的经历产生了兴趣后，才又想起了这个称号。问我姐我哥，他们说是有这么回事，但具体怎么样也不清楚。问我妈，她说你找你爸了解一下不行了。

于是就打了个电话：“您跟我说说那‘八大金刚’的事吧。”

“净瞎扯，哪有那回事！”

“我从小就听人家说您是‘八大金刚’‘八大金刚’的，总得有个原因吧”。

“那是他们瞎叫，根本没这种说法，那时我们八个人……”

“都八个人了还说没‘八大金刚’赶快交代，我写出来专门宣传宣传你们”。

“那可不许提什么‘八大金刚’组织上可从没叫过我们这个名字。”

这可让我有点为难，我草拟了如下几个题目“八个人”？“八个飞行员”？“八个平凡的飞行员”？“八个平凡的技术好的飞行员”？“八战士”？“八个总是有任务的飞行员”？？？好象没有一个比“八大金刚”这个名字响亮呀！就是它了。

这事要从1957年我爸从空军指挥员训练班毕业归队开始说起。

1957年4月份左右，我爸归队后，八一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一部叫《全民皆兵》的电影，影片需要几个关于战斗机飞行的镜头，找到空军的有关部门，空军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爸他们师，这也算是一个光荣的政治任务，一定要重视，于是就从当时技术最好的飞行团里抽调出飞行技术最好的八个飞行员来拍摄这部影片，其中就有我爸。八个人来到了石家庄的影片拍摄现场，预定的飞行镜头完成后，导演不让他们归队了，原因是没想到他们八个人飞的这么好，配合的这么默契。不管是编队飞行、特技飞行、还是战斗队型，都完成的干净利落，一气呵成。这对于拍惯了陆军的八一厂来说，无疑是眼前一亮，创作人员更是被激发了灵感。结果原定的几个镜头变成了几十个、上百个镜头，多拍的镜头成了八一厂的资料影片，为以后拍摄其他影片做准备。所以80年代前，凡是八一厂拍摄的影片中如果有战斗机飞行的镜头，那就是我爸他们八个人的杰作。[拍了一个多月，我爸他们终于可以回部队了，八一厂对他们自然是赞不绝口，非常感谢空军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于是这八个飞行员就引起了相关空军领导们的注意，命令这八个人回部队后不许拆散，专门组成一个飞行大队，除平常战备任务外，还要执行特殊任务。

这特殊任务就是为来访的外国元首和高级领导人进行飞行表演。可以这么说：这八个飞行员组成的飞行大队，是我空军八一飞行表演大队的前身，在八一飞行表演大队成立（1962年）以前，就是这八个飞行员履行了特技飞行表演的职能，为到访的友好国家领导人展现我人民空军的雄姿。

这可把这八位辛苦坏了，他们原来就是各大队的骨干，以前在其他大队时就有培训新飞行员的任务，当时他们航空师处于扩张时期，补充了很多新飞行员，经验不多，急需训练，以前新飞行员少，由技术好的老飞行员带着飞一阵，慢慢提高。现在一下来了这么多新飞行员，这八员大将又有了特殊任务，别的人又一时顶不上。。。没办法还是要辛苦哥几个，不光本团的新飞行员你们带，新组建的飞行团也要你们几个去传授飞行经验，谁叫你们出色呢！

于是这八个飞行员承担了如下工作：

一、战备任务：分为一等战备、二等战备、三等战备；

二、特殊任务：飞行表演；

三、教学任务：为新飞行员传授经验。

四、训练任务：实战训练、特技训练、其他科目训练。

其中战备值班还包括夜航飞行，原因是当时该师还没有成立夜航独立大队（1960年成立），这哥几个夜航飞的好，能者就多了劳。

为了加深大家对这八个普通的飞行员的同情，下面我介绍一下战备值班等级：

一等战备：飞行员全副武装坐在机舱内，无论冬夏，机舱盖关着。飞机荷枪实弹，随时准备起飞。

二等战备：飞行员全副武装，可以离开机舱，在飞机周围活动，或到飞行员值班室休息，原则上5分钟之内可以赶回飞机。

三等战备：飞行员全副武装，可以在机场范围内活动。

有朋友问，你爸他们还老战备值班呀？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总是他们进行战备值班，我想是由于他们部队的特殊驻防位置决定的，当时他们部队驻扎在北京附近，是首都的最后一道空中防线。战备值班不同于一般的飞行训练，战备值班的起飞就意味着迎战或执行特殊任务。这种工作一定要交给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上级才会放心，所以这八个相对出色的飞行员就荣幸的被上级始终信任着。据我爸回忆：有一次战备，在杨村机场内一呆就是半年，飞行员宿舍离机场只有600米，他们楞是没回去过。在值班室里住了六个多月。

可能有朋友又会问，你爸他们一天到晚战备值班，接待外宾什么的，是不是八个花拳绣腿呀？答案是否定的，这个八人大队，在军事上也是很过硬的，举个例子，在实战科目训练中，这八个人组成的八机战斗编队，在与兄弟部队举行的所有实战训练中，全部取得了胜利。这种胜利一直保持到这八个人被拆散为止。

当时的模拟空战训练是非常逼真的，上级不会规定参与训练的双方的胜负，一切都要看真本事。由于“交战”双方都想取得胜利，所以“打”的是非常精彩的，虽然没有真枪实弹，但有时还真会出危险。比如我爸就曾经在一次的实战训练中由于动作过猛，进入螺旋（详见父亲的空中历险记—大转陀螺）还好有惊无险，改出来了。

那几年给我爸印象最深刻的还就是战备值班了，好象永远值不完似的。由于还没有夜航大队，所以他们几个人的班是白天值完晚上值（当然是轮流的）。还都是一、二、三等战备值班，一天到晚的全副武装，坐也不是（枪和伞刀硌腿），站也不是，溜达着也不是（穿的跟个大熊猫似的，你走个试试）。

最痛苦的是白天不许去厕所“大号”（小号可以），所以每天晚上临睡前，几个“普通的总是值班的飞行员”就在厕所集合，愁眉苦脸的一起“使劲”，以避免白天违反纪律。

可有时侯这“大号”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呀，一旦发生要紧急“大号”事件，就要先向机场总指挥员汇报，等领导同意后，再由替补飞行员顶上。替补飞行员平时可不穿全套飞行装备，所以一定要等替补飞行员全副武装后，这个“紧急大号”的同志才可以放心的去“入厕”。其实如果能等到这时候，啥紧急的情况都没事了。所以很少有用到替补飞行员的时候，除非谁病了。

一天早上，他们八个人又是战备值班，刚出机场值班室，正准备到飞机附近就位。突然，我爸觉得腹中一阵绞痛：“不好，要‘大号’！”这“号”来如山倒，顾不得多想，也顾不上领导批准，他大喊一声：“我要上厕所‘大号’！！！！！！”话音未落，就飞快（相对的）的朝着厕所的方向奔去。一边跑一边脱飞行装备，有飞行皮带、飞行服、飞行连身皮裤，抗荷服等等等等，他一边脱一边扔，后边跟着个机械师在拣。。。当时的情景就是两个字“狼   狈”。于是我爸上了他这辈子最爽的一次厕所。出来后重新武装完毕的他勇敢的走回到自己的岗位，等待着领导的批评，奇怪的是上级一直没有追究他的这次“违纪”，很是怪异！

炮打金门后，我爸他们师被调到福建前线，他们八个人的“名号”从这时才开始被人叫起来的。当时的台海局势非常紧张，海面上又有美国第七舰队虎视耽耽，具体情况我在“父亲的空中历险记—莫须有   中有过介绍。

当时我空军的指导思想是“以防御为主”所以每次都是台湾飞机起飞后，我们再起飞迎战。我们的底线是大陆的海岸线，一定要盯死敌机，不能让他们侵入内陆，台湾飞机一旦进入海岸线，则一场空战就不可避免了。而敌机的任务就是突破我空军防线，摆脱我战斗机编队的监视，进入内陆地区，挑起事端，所以他们想方设法的做各种规避动作，忽快忽慢，在曲折的海岸线上与我军斗智。这种情况下，战斗机飞行编队的整体素质就非常重要了，八架飞机就象一个人驾驶一样，共同进退。说的简单，完成好任务其实并不容易。在福建轮战期间，也是他们八个人一等战备次数最多的时期。

看到这里又有问题了：“是不是我们的空军力量太弱，所以才拿海岸线作为我们空军的‘战斗底线’？”我爸是这么解释的：当时中美处于敌对状态，美国完全倒向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第七舰队本来就离我海岸线很近。如果我空军与蒋方在海面上展开空战，如果敌机被击落后坠毁在近海，会给美国人借“打捞”飞机残骸的名义更加接近我国领土。处于这种政治军事考虑，才决定将大陆海岸线作为“战斗底线”。

说到这不得不提到我们的情报工作，详细的情况这里不方便介绍，但可以负责任的说，我们的工作是非常出色到位的，不但可以提前知道第二天敌机几时来犯，来几次，有多少架，连飞行员的姓名也尽在掌握之中。

敌人对我方战斗机编队的评价，我们自然也是了如指掌，简单的说吧，只要我爸他们执行战斗任务，敌人的指挥官就会提醒他们的飞行员：“小心点，今天你们的对手是共军的‘八大金刚’！”

这就是“八大金刚”的由来。这个称号是对手先叫起来的，我想：能让敌人这么重视，这八个飞行员的飞行技术可想而知是多么的出类拔萃！

于是在我空军的某个范围内，也有叫他们“八大金刚”的。但范围有多大，谁都不清楚，因为这个称号并没有官方认可。不过他们几个人，心里应该是很自豪的。

1960年夏，胜利完成轮战任务的我爸他们返回了杨村机场，上级觉得再让他们呆在一起有点不合适，就把他们大队拆散，每个人都担任了个大队长级以上的职务。去各自的岗位上去“传、帮、带”了。

这八个人的工作更多了———除了开篇介绍的那些之外，在日常业务中加上了领导责任，在特殊任务中加上了护航任务。只要有特殊任务、战备值班、夜航战备，就又得把这八位同志从各自的领导岗位上调出来，继续睡机场值班室。

这种情况到了1960年底以后，专门的夜航独立大队成立后才得到了好转，他们不用值夜班了。

1961年开始，除了特技飞行表演外，我国为对来访外国元首表示尊敬，又增加了战斗机护航仪式。在外国元首专机抵达特定区域后，八架战斗机腾空而起，在元首专机两侧排成迎宾飞行编队，护送专机安全降落。有点象地面的迎宾车队的摩托车护卫队，威风凛凛，飒是好看！外国元首们也很满意，觉得被接待的规格硬是上了一个档次。

从1961年到1963年，享受过我爸他们护航的元首有：苏加诺、西哈努克、尼雷尔，此外还有几内亚、马里、巴基斯坦等国的最高领导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查那几年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领导人的名单，就是那帮人。

这八位飞行员能够出色的完成各项任务，副出的代价之一就是牺牲了他们的家庭生活。据我爸回忆，任务紧的那几年，每年只能回家六次。这是怎么样的六次呢？以我爸为例：星期天下午从杨村回到北京家里，跟家里人享受十几小时的天伦之乐，星期一早上归队。这样的家人团聚，一年中也不过六次！所以一旦部队能放这八个人一天额外的假，他们就会立刻欢天喜地的往家赶。比过节还高兴。

成了家的毕竟完成了终生大事，回家看看就行了。可有的飞行员还在谈恋爱，一年见六次面，真不知他们是怎么把人家骗到手的！

1962年的一天，我爸他们部队在北京北部的沙河机场驻防。他们八个飞行员被放了一天假，通知到他们时正在吃午饭，要求第二天中午前归队。这可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呀！午饭后，这八个人就没影了。他们的家都不近，有的还要转次火车。有的住天津、有的住杨村、我爸最近，家在北京。

这八个“归心似箭”的人儿正在路上的时候，上级的命令下来了：第二天要为到访的印尼总统苏加诺护航。

把这八个人给我找回来！

这是1962年，没有手机、没有呼机、连电话都不普及。怎么办？有办法！家近的派车去接；家远的通知当地有关部门在家守侯；此外通知这八位领导回家沿线的火车站、汽车站的派出所干警在车站守侯，并广播寻人。

我爸到了家，刚跟我哥我姐证明完身份，还没来得及歇会，部队的车就到了，拉着他扭头就回了机场。到了晚上，八个人全归了队。比起其他人，我爸还算运气好的，起码进了家门。另外几个人就没那么走运了，有的刚到中转车站还没来得及换车就被堵回来了！

苏加诺！我记你一辈子！

1962年，空军八一飞行表演大队成立。1963年，我爸他们正式卸下了特技飞行表演和为外国元首护航的担子。开始了他们空军生涯的另一个篇章。

这就是当年被称为“八大金刚”的八个普通飞行员的故事。

寻人启事

自从写父亲的空军生涯后，家里的每个人都挺高兴，觉得给我爸找的这个差使不错，既锻炼了大脑，又增加了点生活的乐趣，大家都很满意。

至于我，回头看看自己写的东西，好象每一篇文章都是一块拼图，拼在一起，俨然就回到了父亲的那个年代，不管喜欢与否，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感受。

父亲的回忆是很随意的，想到什么地方就说哪，没有按年代顺序。我写的内容也象是坐上了时间机器，在30多年的时光里乱撞，一会80年代，一会50年代、一会60年代的。回忆的越细，记录的事情也越琐碎。

想起当年的人和事，我爸有时会很动感情，影响到这个“家庭采访”，搞的我不得不改变话题，把先前的那个题目搁置起来，以后再写。

我的水平我知道，不论是军事知识，还是文笔，都差的太远了。文章里唯一还能吸引人的东西，应该是我爸那些有点特殊的经历吧。我是沾了光的。

父亲问我：“你上的那个网，可以找人么？”

“您想找谁？”

“一个战友”。

“那您问问其他战友不就行了吗？”

“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他的情况比较特殊。”

我的这篇文章，是要找一个人。

作为空军飞行员，他们是一群不负责任的父亲，不称职的丈夫和不肖的儿子。结婚前，几年回不了家是很正常的事情。即使家里有长辈过世，如果有任务，也只能节哀顺便。抚养父亲长大的我的曾祖父去世时，我爸就只能化悲痛为力量，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飞行员的婚姻，很多是很草率的。1953年3月8日，父亲所在部队传达了上级指示：飞行员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部队的女兵不准接近飞行员！

这“三大条令”执行的如何不得而知，反正那时的确没有飞行员结婚，即使想谈恋爱，估计也要打着“纯洁的革命友谊”的旗号吧！

转眼到了1955年，上级宣布“三大条令”取消。飞行员可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在当时那种条件下，自由恋爱是不容易的，原因是没时间。一年见六次面，好象对了解一个终生的伴侣帮助并不大，所以很多飞行员的老伴都是经亲友介绍而认识的，经过几年鸿雁传书，也就定下来了。

婚前夫妻双方不太了解还有情可原，但婚后还这样就显得比较特殊了。不过这种情况在飞行员家庭里到是非常普遍，症结还是在这一年见六次面上。

有了孩子之后，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飞行员的子女，小时侯跟父亲友好的不多。以我为例：我出生时，全家都已随军，住在部队院内。我爸机场离家大概有30分钟车程。而我见他的频率呢？最多一星期一次，几个月见不着是很正常的事。如果他回家时不用饼干、巧克力什么的收买我，我认识他是谁呀！

院里其他孩子的处境也差不多，当妈的一上班，我们一帮3、4岁大的野孩子，四处游荡探险的生活就开始了：我们钻过防空洞，这头进、那头出，能在里面耗半天，拿着手电筒、点着火把，在防空洞里寻找战时各单位的位置（都标着呢）。

我们烤土豆、蚂蚱腿、摘桑葚……我们自己养活自己！

有一次摸到了部队的猪圈，几个小朋友来了兴致，用石头打猪，比赛谁扔的准。都听说狗急了跳墙，没想到猪也可以！眼看着一只大花母猪被我们折腾急了，咆哮着越过猪圈的围墙狂奔而去，“野性难驯”这个词牢牢的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们被抓了个“现行”，一个愤怒的军人喝令我们立正站好，挨个“弹脑锛儿”。一边弹一边问：“你是谁家的孩子？！你爸叫什么？”我们一边回答问题一边接受“惩罚”。

眼见着前边的小哥们被“弹”哭了，正担心自己不够坚强。轮到我了：“你爸是谁？！”。

“一直在飞”，我哭丧着脸回答，一边绷着劲，准备抵挡疼痛，大义凛然一把。

“都走吧，别再来捣乱了啊，下次来放狗咬你们！”

我居然没挨打，逃过了这一劫，算是沾了我爸一次光。

姐姐、哥哥比我苦的多。他们分别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开始和结束。物质极度的贫乏，母亲独立支撑着整个家庭，那时侯的产假是56天。

没有办法的办法，奶奶把我哥带回了老家抚养，那时他才几个月大。

只要有机会回家，父亲就把平时省下来的饼干、巧克力带回去，所以家里的生活似乎比其他人家好那么一点。

可这样的见面一年才有几次？一天，我爸出差后返回部队，经过北京转车，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于是他回家里去看看孩子们。

平时穿便衣的他，由于是出差，这次回家没有换装。姐姐看见个空军大尉从远处走过来，认出父亲后高兴的大叫：“我爸参军了！我爸参军了！爸，原来你是解放军呀！”，无比的自豪和骄傲，那一年，姐姐5岁。

我问父亲：“那时你们一年就回几次家，家里没人照顾，你们没有意见吗？”

“想法还是有的，可飞行员都这样，也就习惯了。”

“那你想家里吗？”

“当然。”

“没向上级反应吗？”

“没有……”

沉吟了一会，父亲向我讲了这样一件事：

1964年，空军领导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的内容主要是反应组织上对飞行员的个人生活方面有些问题处理不当。

信中写到：飞行员照顾家里的时间太少了，家里有什么困难也解决不了，一年才可以回6次家，每次不到一天。飞行员的妻子是活寡妇。

为什么让飞行员结婚？既然回不了家就干脆不要让飞行员结婚算了。

航空师的其他业务人员每年都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唯有飞行员没有，这不合理。

将疗养算做探亲假不合理，因为上级规定：疗养是任务，不许请假。所以还是照顾不了家庭。

军人休假是条例规定的，是革命军人的权力，怎么可以把疗养算做探亲假？

每个人的家里都会有急事处理，有的飞行员将孩子放在老家，现在老人身体不好，照顾不了小孩，飞行员想请假把小孩接回来都不准假。这种情况组织上为什么不关心一下？

收到这封匿名信后，空军指示限期破案。经过调查，很容易就查到了写信的人。他是父亲团里的一个飞行员，中尉，名字叫党乐年。

这是一个乐观随和的东北汉子，谁也没想到他会写这封信。可能平时看到战友们遇见的家庭困难有感触，在加上自己的一些看法，所以写了这封信。事前没有告诉任何人。

大家知道这封信的时候，是在北空领导为这封匿名信召开的会上。领导说：“这封信，反映的内容都是真实的，说明我们平时对飞行员的个人生活关心的不够，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唯一要批评的是，党乐年同志不应该以匿名的形式写这封信，但我们认为，党乐年还是一个好同志！”

每个人都为党乐年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写的都是真实情况，抛开一些情绪性的语言，他的信是在为大家争取多回几次家的机会。

几天之后，党乐年突然失踪了，不知被调往何处，北空报给上级的处理意见被否决了。空军领导指示：这样的人，怎么能留在空军！

党乐年去了那里，当时谁也不敢问。等到可以问的时候，又没人知道了。

跟父亲聊起过去的事，使他想起这样一个战友。父亲说：“真想知道他的下落，真想当面谢谢他，他说的那个没假回老家接孩子的飞行员，就是我。”

党乐年叔叔，您还好吗？您的老战友很想念您。

1984年，父亲离休，飞行员每周可以回家2次。

衡阳迫降报告

看了父亲当年的事故报告，终于明白为什么我写的“父亲的空军生涯”系列，这个当事人总是不满意。原来人家比我还能写呀！

不过大家也别批评我，如果我爸有点耐心，我肯定能写的比他还热闹。

父亲的文章能够上网，以及我能继续完成这个系列。特别要感谢我的太太，是她照顾着我们的两个活泼好动的小宝贝，不让他们打搅我的码字思路；是她每天做好可口的饭菜，让全家吃的心满意足。

每篇小文完成后，太太总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帮我定稿，改正我那惨不忍睹的各种小学语文初级错误。

这次，太太亲自上阵，将我父亲1975年写的事故报告，全部打印出来。有了她的支持，我感受到了幸福。

文中的一些符号解释：

T   时间

T=9：00    9点

T=23—25    起飞后23—25 分钟

B   角度

V   速度

H   高度

为忠实原著，除标点符号外和一些注释，原文未做改动。

事故报告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我 驾驶歼教五飞机迫降经过：

一．地面准备情况。

十二月八号我由北京乘民航班机于上午11：44在广西南宁机场着陆，十号下午到达广西国际机场，十四号由田阳机场飞起到湖南零陵机场落地加油因故中途迫降于湖南衡阳机场。

预计在田阳机场起飞T：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四号上午8：30     飞行航线：田阳——零陵——郑州——华北**机场

飞行H=8000M，V=700KM/H

十四号早上5：00田阳机场天气预报：零陵着陆机场天气为：

云量8—10

云低1500M

能见度6——8UM

H=8000M

风向=265度

风速=40M/S

经过领航计算修正结果

YC=+5度

W=820KM/H

修正后航向55度

T=44’（44分钟到达零陵——一直在看注）

上午T=7：00 广空调度室来电话告诉我桂林备降机场天气不好，叫我待令。

T=8：00广空来电叫我9：00起飞，我于8：59开车，9：02起飞。

二．空中飞行情况

我T=9：02起飞后，飞机工作情况一切良好，我按校定航行数据飞行；T=12我和田阳机场做最后一次无线电联系，田阳机场告诉我，飞行航迹很好，和我再见。

飞行T=25——26时，我开始调整零陵机场导航台，调整多次均不工作，我改用超缩周率调整也不工作，我又用人工定向调整也不指示，用无线电联系也无回答。（当时我以为调不上的原因是距离远或导航台功率低的原因。）

飞行T=32—35时，我一面调零陵机场导航台，一面用无线电和零陵机场联系，均无结果。

飞行T=35我再次调零陵机场导航台，此时导航台开始反应，但指示很不稳定，一时指60度，一会又指300度，很难判断好坏。

三．和零陵机场联系情况

飞行T=37—38时，我听到零陵机场呼叫我。下面是我和零陵机场的对话，零陵代号“青平”，我的代号是“837”。

青平：837 ，青平。

837：回答青平，837

青平：声音好，837，落地方向由南向北，场面气压772MM

837：场压是否772MM？

青平：无回答。

837：我用战斗数据直线穿云下降，请控制我下降距离。

青平：837，全罗盘指示没有？

837：回答，全罗盘没有指示。

青平：全罗盘指示了吗？

837：没有！全罗盘没有指示！全罗盘没有调上，全罗盘不工作，全罗盘不好。（为的是让青平知道全罗盘不工作）

青平：青平一号，青平一号……连叫十来次青平一号。

（我均未听到青平一号回答，全罗盘不工作是怎么回事）。

837：我飞行H=8000M，用战斗数据下降，请给我数据下降S。

青平：没有回答。

（此时飞行T已44，预计已到达机场上空了）

837：青平，用什么方法穿云？请告诉我穿云方法。（此时直线穿云S已不够用了，我以为青平要我做修正角的方法穿云下降。）

青平：837，你保持H8000M向前飞，保持好了，调整导航台。

837：837，明白！

此时飞机已飞过机场2 分钟，随即调整导航台，也不工作。

青平：青平一号，青平一号……连叫6—7次，青平一号，青平声音好！

青平：青平一号，你掌握啊。

青平：青平一号，我没有掌握情况，你雷达开机了没有？（青平一号未掌握我，两边雷达都未开机，此时，我对地面保证产生了怀疑了）我检查飞行T=47

837：青平，我时间已飞过了，你引导我穿云下降！你用什么方法穿云下降？应该穿云下降了！

青平：837，你自己想办法穿云下降，我们引导不了。

837：T=48我用战斗数据开始下降

青平：837，报告云顶高度。

837：云顶高度6300M

837：场面气压是多少？（我对给的场面气压772有怀疑）

青平：没有回答。

837：（H=4000M，在云中我改为训练数据下降）

H=2800M，我将飞机改平向前飞，检查位置，因为该地区飞行安全高度2800M，不能再低了，向前飞中我在一个云洞里看到了地面，我即再下降高度到2700M，此时已看到地面。

青平：837，出云了没有？

837：已看到地面了。

此时我检查了地标，左机翼下是一个很大的雪山，离飞机高度很低，右边是一条河流，我即右转飞向河的上空。飞机以V：600KM/H，B：60度做左盘旋，取出飞行地图对照地标，判断自己在湖南湘江上空。再检查具体位置，河有一个很大的河弯，河中心有一个岛，河的东面有一个很大的村庄。我对照地图此处叫朱亭子，离零凌机场S=150KM左右，我位于机场东方。我即转向西南MK=235度沿湘江飞行，向零凌机场飞去，右边是大雪山。

此时我检查飞机油量，发现“油量表摆”为300立升，警告灯在闪亮。

青平：837，837，837……（连叫数次），出云了没有？H=多少？全罗盘工作了没有？航向多少？要定向台。

837：都一一地做了回答。

此时由于我的飞行高度低，无线电已联络不通了，我能听到零陵讲话，零陵已听不到我讲话。这时正好有一架过航的民航班机，和我同用国际通用波置——4波道，民航班机给我转达零陵机场和我的对话。

837：青平三号要航向？

（以下为民航班机转达）

青平3号，航向235。

我要了4—5次航向均为235，和我实际飞的航向相同。

青平：837，看到机场没有？

837：没有看到，我距你的距离是150公里。

我检查油量，300立升警告灯亮了，而实际油量已少于300立升了。我离机场还有150公里，V=600KM/H，“有利速度”需要15分钟到机场，加上落地时间需17—19分钟。每分钟耗油25立升，就是25*17=425，需425立升油才能回到零凌机场。我现有油量不到300立升，怎么也回不到零陵机场去了。

我下定决心不在零陵机场落地，利用飞机上的剩余油量作场外迫降的打算。

我寻找可迫降的地面，想在湘江中找一个干沙滩迫降。这在北方来说是没问题的，有河就有沙滩。可在湘江根本没有干的沙滩，而右边地面很不平，全是梯田，根本没有供飞机落地的场地。这时心中很急，油快没了，地面又无场地，只有等待油耗尽，发动机停车，最后只有跳伞了。

这时我左前方30公里处发现一条白色的东西，看来有点象机场。我对照地图，附近只有耒阳有一个机场，也许是耒阳机场。我即报告：

837：青平，我前方发现一个机场。

青平：是什么机场？

837：可能是耒阳机场。

民航班机传达零陵，是彬州机场。

837：青平，我油量快完了，我就在这里落地，我将飞机向白带方向飞去。

青平：那不是机场，不能落地，回来。

837：我油量不够，回不去了。

青平：你不准落地，你回来。

837：不能落地我也要迫降，你相信我，我会保证安全，请你放心好了。

我到上空一看，原来这个不是我想象的耒阳机场，而是一条加宽了的小公路跑道。75年12月14号是星期天：公路上行人很多，路的南头有4辆汽车在训练走八字，整条路边有洒的粮食，有小推车等等。根本就无法落地，特别有几辆车在路的中间由北向南慢慢地乱走。

我心中就冷了，这样落下去会撞死多少人呀，我即下降高度到150M，B=60度，用经济速度450KM/H，通过公路，并左右摇摆机翼，做要落地的信号，可那里的人根本不懂我的动作信号，不但不走反而都在抬头看我。油快没了，飞机很快就要停车了，人又不走，心中真有些急，我下降高度到100M，坡度60度，加入航线，对正公路放下起落架，下降高度到7—8M。在路上空冲一下，也许这样可以将人群吓走。这一下真有效，几辆汽车很快开到草地上去了，有很多人都跑离公路了。（事后父亲回忆，他分两次发射了四颗信号弹，在这个事故报告中未提及）

H=100M ，B=60度，我再次将飞机转回来，准备以同样的方法，下降到更低的高度，在人群的头顶再冲一次吓他们。他们若不走，我准备飞向山区跳伞（右边西）。

青平、民航班机在上述时间不断呼叫我。因为这段时间，我根本没有精力回答他们讲话，分散我的精力。我知道，他们已帮不了我的忙了，安全与否只有靠自己了。

青平：837，你在那里，你回来。

837：我油量没有了，我现在在道路迫降，你放心，我一定保证安全。

青平：你一定回来。

837：我一定不回去，我回不去了！！！

青平：837，我命令你回来。

837：命令也不回去，我已落地了。

青平：你落地了吗？

837：没有，我马上落地。

青平：你回来，听到了没有？

837：我要做强迫落地，你不要讲话了。

于是我集中全部精力做落地动作，为了不动摇决心，分散精力，我不得已不再回答青平的讲话。

我保持高度100M，B—60度，对正公路时，我看着陆地带右边已没有人，而左边有7—8个人，公路中间人也不多。

公路北头人还很多，而飞机很快要停车了。若处理的好是可以保证安全的。于是我下定决心落地，我放下起落架，襟翼做落地动作，四转弯“改平”时飞机高度只有30 来米，收油门减速，将飞机对正右边无人处，轻轻地落在地面。

飞机落地后，我急刹车到底，同时两舵左右来回蹬。（实践证明这样不易刹破机轮，而减速特快，我平时用过多次。）就是将飞机轮胎刹破，飞机损坏也不会冲向人群，撞死人。此种刹车方法真有效，飞机跑到500多米处给我刹住了，可以控制住了。

飞机在滑跑时，由于路面不平和有很多石快，飞机来回、左右、上下跑不停。而那里的人航空知识也实在太低，飞机落地不但不跑开，反而向飞机跑来，跟随飞机看热闹。真担心坏了。

我将飞机滑向一个空地处停下，我下了飞机检查飞机外表有无损伤，还好飞机一切良好，没有任何损坏，谢天谢地，救了一架飞机，也挽救了生命！

此时飞机周围人已满了。那天正是星期天，衡阳的人工作都停下来，跑来看飞机了，事后听说有7—8万人，将飞机围的水泄不通。我怕飞机被他们碰坏，我关好座舱盖，站在机翼上叫群众远离飞机，他们根本不听，有的在尾部升降舵旁用石快打飞机，我担心飞机被弄坏，以后原因就不好查了。我即掏出手枪，要他们离开飞机1米以外，这边离开那里又进来，实在没有办法。

在围观的人群中有很多陆军战士，我灵机一动，利用他们来维持，其中有一个干部，是共产党员，我请他帮忙，他满口答应了。他临时叫了十几名战士，将飞机围住，将老百姓挡在1米以外处看飞机。

这时来了2辆小汽车，车上下来几名陆军干部，他们说明自己是XX团的团长、政委、科长、通讯员等人。我向他们说明出事的原因，请他们协助处理，他们说有什么事尽管说。我说：

第一，派一个班的战士，先将飞机保护起来，没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能接近飞机。

第二，我马上要向北空、广州空军军区和湖南零陵、广西空7军及田阳机场通电话，他们说这好办，我们是通讯团，通电话很方便。我将飞机保护好，交代了注意事项后，和团长乘车到了团指挥所，很快和广州军区的电话就通了。和我通话的是广州空军军区的张副司令———张宪章同志，张副司令我认识他。那天正好他值班，他接到零陵机场的报告，这架飞机失踪后还正在着急，听到我的电话高兴极了。

张副司令：我是张副司令。

837：我是XXX，我的飞机出事了。

张副司令：你现在在哪里？

837：我安全迫降在湖南衡阳。

张副司令：你是否代号837？

837：对，我是837。

张副司令：你飞机号是XXXX？

837：对。

张副司令：你是否叫XXX

837：对。

张副司令：你是否飞的教练机由广西田阳机场到XX？

837：对，没错。

张副司令：太好了！太好了！实在太好了！飞机损坏程度怎样了？

837：初步检查飞机没有任何损伤。

张副司令：太好了！太好了！祝贺你！祝贺你呀！飞机现在还能飞吗？

837：初步检查，只要有油就可以飞。

张副司令：太好了！想办法将飞机今天飞到湖南长沙机场去。

837：我要检查一下条件是否具备？如油量、电源、跑道距离是否够，静空条件等，特别是跑道不平，石头很多，起飞会打坏发动机，看来困难很多，我要做详细的检查后再定。

张副司令：你马上去检查一次起飞条件，先做起飞的准备，油、汽、电，我叫莱阳机场送给你，地勤和指挥我通知长沙机场送给你，你检查结果报告我。

我即找到通讯团长及有关人员开会传达了张副司令的指示，向团长指示任务。

第一、要派一个连将整条公路封起来，将老百姓劝到公路两侧50M以外去参观。

第二、派出一个营，3—500人带着打扫用具，将公路清扫干净，有的坑要平整好，地面上老百姓的粮食扫净，路面上的大小石头及土都要扫净，二小时内完成。

第三、给我派一辆车，我到现场检查去。我和团长及作战训练科长等四人乘车到现场做检查准备工作。只是能够用的跑道只有1000M（需1500M），而南头有一高压电线对起飞的影响太大。我回到营房后向广州张副司令作了具体汇报。

这时，零陵机场司令部参谋长带着调度室主任赶到了。不久，长沙机场来了一架运输飞机，带着电话、地勤器材来了。后来莱阳机场带着油车、电源车、冷气、氧气等等也从地面赶到了。

我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决定，当天飞到长沙机场，在克服不少困难后于下午6：00将飞机安全地飞到长沙机场。

三、发生这次事故的原因与责任

1、广空军区接到起飞报告，没有及时下达给海军零陵机场，将报告压后了半个小时。（停电不能打电话）

2、所以零陵机场接到广州命令时，飞机已到了上空了，没有时间准备。问题是零陵机场是海军的一个学校（第八航校），没有作战任务。12月13号广州已向零陵机场发转场预报。

3、零陵机场应留有接收转场的全套人马。14号是星期日，将所有的人都放假外出玩去了。

若准备工作好的情况下，就算晚接到30分钟（通知），还可以准备好的，碰巧那天全场停电。接到飞机落地通知时，所有的地面通讯导航设备都无法工作了。调度室通知临时应急油机发电机保证工作，可是所有的油机发电机技师都放假去玩了，没有留值班的，所以油机也无人开，临时找了一个机械师去开油机，机械师不懂油机结果将油机发电机烧坏了，所以地面，雷达，通航台，无线电，导向台等一切保障工作失掉了作用。

4、调度室在这种情况下，应将地面实际情况通报空中飞行员（调度室无线电是好的），不应毫无根据的叫飞行员向前飞，结果飞过机场这么多，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竟叫飞行员自己想法下来。这是对飞行员的生命和国家的财产极不负责的。

四、处理结果

1、飞行员：勇敢、沉着、果断、正确处理险情、转危为安，保护了国家财产，荣立三等功一次。

2、广州空军军区相关人员：工作不负责任，只是12月13号向零陵机场发了一个转场预告，而12月14号起飞前没有发预报。起飞后又压了30分钟（他自己承认20分钟）没有想别的办法将预报发出去（检查责任）。

3、零陵机场：虽然学校没有作战任务，但12月13日已接到广州发来的转场预报，应将保障转场的全套人马留下来，可是没有这么做，反而将所有的人都放假去玩了，是造成该次事故的直接主要责任人。

海军决定：将这次飞行迫降当成一次严重的一等事故来对待和处理。

1、由海军司令部派出工作组，对零陵机场进行整顿。

2、将该次迫降事故及零陵机场的问题通报海军所有单位。

3、对零陵机场与该次事故负有主要责任的人进行处分。

我于12月27日由长沙起飞，经郑州飞回华北XX空军机场。

写于1975年12月18日  湖南长沙机场

抄于 1986年9月5日  北京

整理于2004年12月

前线惊魂

再整理一篇父亲的文章，不想多说什么。

自从1958年我军炮击金门以来，台湾海峡的军事形势就变得更紧张了。

盘踞在台湾的蒋军每天派出飞机5至6批飞机对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挑衅，寻找机会进行报复。奉上级指示，我团开赴福建的泉州惠安机场担任对敌作战任务。

开赴惠安机场后，发现我军有几个不利因素：

第一、部队由北方到南方，在地理与天气条件上很不适应，经常处于被动，如南方的天气不是下雨就是多云，在复杂气象下的飞行我们北方部队很少进行过训练；

第二、台湾处于大陆以东270公里处，天亮时间比大陆早30分钟，敌人利用这一特点，每天在我们天亮前30分钟起飞，这时我们大陆还是晚上，飞机还起飞不了；

第三、由于台湾离大陆机场270公里，他们起飞后向大陆方向直线上升，到了大陆，飞机高度已爬到14000米了，正好是战斗的最有利高度，而我们机场靠近海边，起飞后又不准向海上爬高，在高度上，我们都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应敌。

综述上述特点，我们一面研究对策，一面加紧练兵，趁敌人不出动的空隙进行训练，将在北方难以进行训练的科目突击训练出来，提高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1960年4月的一天，我将飞机飞往机场以北200公里处的区域，由地面指挥所引导穿云下降。当飞机高度10000米到达指定空域时，发现飞机出故障了：无线电和全罗盘均不指示。我立即驾稳飞机进行检查，对全罗盘进行调整，无线电也一点声音都没有。当时我想可能是离机场太远山区无线电有效距离降低的原因。

我将飞机对向机场，一面向机场飞；一面检查原因；同时再次和机场进行联络。结果还是没有效，怎么办？下面一片云海，不知机场在什么地方？也不知自己飞机处在什么位置？于是我想将飞机穿到云下找地标。

福建地区到处是山，飞机在没有引导的情况下降低高度，肯定未出云就会撞山，飞机的油量又不多了，最后只有跳伞一条路。跳伞是安全的，但我又想，这样跳伞下去怎么说的清呢？谁能相信我讲的呢？不能跳伞！我要冒着生命危险穿到云下去！万一巧了，可以保机保命，大不了和飞机同归于尽，也比跳伞下去一辈子戴着一个“右倾保命”的帽子要好过些。于是我将飞机下降到了5000米的高度上，准备做穿云下降飞行。

真是急中生智，突然我想到了台湾海峡，若能到台湾海峡上空穿云下去，下面是海，不就没有山了吗？我立即将飞机转向台湾海峡的大概方向飞行，但是台湾海峡具体在什么位置也不知道，只知道在东面。但问题又来了，不知道台湾海峡的准确位置，这样冒险向东飞，什么时间穿云下去呢？若飞的时间长了，就离台湾很近？到了台湾上空，台湾的雷达就会发现。台湾方面若起来飞机打怎么办？不能向前飞了。

于是原地下降，将飞机转入下降飞行，又想不对！好象飞的时间不够，这样下去肯定没有到达海峡上空，会撞山的。我又拉起飞机向东飞，心想：就算被敌人打下来也比自己撞山光荣。

我将飞机的大小三门炮都装上炮弹，若遇到敌机我还可以和他格斗一阵子，这样我又向东飞了5分钟，开始穿云下降，高度3000米，飞机进云了。我尽量驾稳飞机，以更多的精力观察外面，保持10米下降率下降，一是若发现前面有山很快将飞机拉起来；二是观察有敌机来袭可以和他格斗。

云越来越黑了，好象前面都是一个个山包。我又将飞机拉起来向前飞了一阵，再次下降，就这样一拉一推的下降，高度到1000米了，我的心情更紧张了，要撞山也就在这会了。这时云越来越黑，云中还下着小雨，飞机外面一点都看不清楚，生死就这一下子了。我增大下降率，想很快到云下，突然眼前一道亮光，飞机出云了。

下面是蓝色的大海和几条船，我看看高度表，飞机高度正好400米正。谢天谢地，总算下来了，心上的千斤重石也放下来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检查飞机的状况和油量，发现油量不多了，300立升警告灯已亮，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亮的，不知能否将飞机飞回机场？我将飞机航向转向270度向大陆飞去，到大陆后找到机场就安全落地了。

我的飞机失踪后，机场的人也很紧张，雷达看不到，无线电也叫不通，每个人都急的要命。他们分析：一是这架飞机失事了；二是这架飞机跑了，跑台湾去了。按他们的想法，失事比跑了要好，若跑台湾去政治压力就大了，他们此时测算油量已用的差不多，飞机回来的希望应该没有了，就准备收场回去。正在这时，我这架飞机突然由东向西落在跑道上，机场的人立刻乱成一团，飞机滑跑停止后，一辆汽车在我旁边停下，车上下来十几个人，其中有接收飞机的机械师和参谋人员，还有一个检查组来检查我的飞机，由保卫科长、师通讯主任、团机务主任、师通讯科长、团政治部主任、团政委等六人组成。

他们下了车后，态度很严肃，对我的飞机进行分析、检查。按他们的设想，我是跑台湾去了，由于台湾那边天气不好，找不到机场又飞回来了。其中一些技术人员对飞机检查，政治干部对我进行盘问。我将飞机故障情况及空中处理的经过做了如实的汇报。

经过对飞机的全面检查，发现有一个电源插头断了，无线电和全罗盘不工作的情况属实，和我讲的一样。这样才将我拉回家休息，飞机交给地勤进行修理，而我则出了一身冷汗，好险呀！

飞机若检查不出故障，我将会被作为叛徒抓起来，下场一定很惨，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后怕！

事后技术部门将这次事故处理的情况写了一个报告，做为出色处理空中事故的典型上报福州军区。福州军区看了后也很感兴趣，指示要将这次事故处理的经验很好的总结一下，要给飞行员立功，技术干部和飞行员以及地勤人员经讨论后，一致同意要给我请二等功。

可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不同意给我立功，不知为什么？！也许他们心里不服，若能将我当成跑台湾去的叛徒抓起来，这样他们就可以立功了！

对于我来讲，功不功是无所谓的事，能安全返回地面，保住一架飞机，我就心安理得了。

后来他们说虽然保证了飞机的安全，但这样处理太冒险了，按飞行条例的处理原则这种情况应跳伞才对。难道是我错了？！不冒险才受表扬，才会立功？！

一九六0年六月于福建惠安机场

死里逃生

时间：1966年5月31日

地点：杨村机场

机种：乌米格—15比斯

乘员、教员XXX带学员李XX

科目练习：按训练大纲23练习带飞高空复杂特技飞行

飞行H=10000米

遇险经过：

那天的天气晴，气温、风速、云量、能见度等等均符合飞行条件。63年到部队的10名飞行员飞行进度到了高空复杂飞行特技科目，由我带飞的学员李XX完成23练习，塔台指挥员是师长刘**同志。

早晨到达机场后，我检查62号乌米格———15比斯飞机，按计划时间上了飞机，开车起飞向南左转到达指定的机场东面空域（第2号空域）。起飞后飞机发动机工作正常，机头指向空域的航向20度，以额定转数12000转/分，保持V=500KM/H爬高。

当飞行高度到5000M时，飞机突然急剧抖动，接着飞机向下低头，俯冲角达到60度以上，并有震耳的响声。由于离心力的作用，这时我们二人都悬空了，头顶到了座舱盖上，人离开了座椅，手离开了操纵杆，脚离开了舵蹬。当时，这突然而来的险情让我们二人都有点蒙了，我以为是学员操作动作错误向前推杆，而学员以为自己驾驶的不好，教员向自己发脾气，向前推杆来警告。

这时飞机急速向地面俯冲增速，急剧下降高度，而飞机又失去了操纵。我心里很急，我两手拉住了座位两侧跳伞拉环处向上用力拉，而人由悬空状态重新坐到座位上，将油门收到最后（最小）减速，用力向后拉杆，准备将飞机拉起来，飞机却毫无反应继续向下俯冲。

我用无线电问前舱学员：“你怎么搞的？怎么回事？”

学员回答：“我什么也未动，是否你拉杆了？”

这时我才明白飞机出了故障。

于是，我命令学员双手用力拉杆，我也双手用力拉杆，我们二人加起来的力量超过了100公斤，（平时只要25公斤就可将飞机拉起来）飞机仍然毫无反应。飞机振动很厉害，连座椅都上下活动起来，还能听到金属互相碰撞的声音。

我从机窗向外看，发现两个机翼在上下抖动。

我用无线电向塔台指挥员报告飞机拉不起来。指挥员问我飞机什么问题？说真的，我还真的不知道飞机出了什么问题，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当时的情况说清楚！而塔台指挥员接着问我是什么原因，我又说不清，双方都很着急。

我知道，这种情况什么人都帮不了忙，只有靠自己处理了。

飞机继续俯冲，高度这时已很低，在这种危急的关头，也不允许我多讲话，会影响注意力，所以我很少回答指挥员的询问。

由于我们二人拼命合力的拉杆，加上收了油门后，增V也慢，高度在3000M左右，飞机被控制住了。俯冲角到30度左右，但只要放松拉杆力量，机头又掉下去了。此时我将飞机在空中的情况报告了塔台指挥员，指挥员命令我，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准备迫降，没有把握迫降就跳伞。

这时飞机已到达机场上空，指挥员也看到我了。（H=2500M，V=700KM/H）指挥员问我怎么样？行不行？不能落地就跳伞。因为我们都知道飞机带着20—30度的俯冲角落地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答：现在这样我不能落地。

这时已到跑道航线上空，我将飞机左转进入了跑道延长线的航线，在H1500M时放下起落架。由于放下起落架后升力的改变，飞机只有10度左右的俯角了，四转弯后，放下襟翼，飞机升力又一次的改变，基本上可以控制了。我报告指挥员飞机可以落地，但操纵还很困难，在指挥员的正确指挥下，飞机安全落到跑道上，避免了一次严重事故的发生。

事后我分析这次死里逃生的原因：

1、飞机发生故障的高度在5000M，有高度就有时间处理，假使飞机在低于3000M的高度发生此情况，是不可能安全返回的；

2、飞机上有二个人。二个人的力量加在一起就超过100公斤，若一个人遇到此种情况也不可能保证安全。

事故原因：

飞机安全落地后，请了很多机务权威对飞机进行检查，请了飞机原理权威对空气动力进行分析，北空工程部也派人来（张**）。检查的结果：飞机机翼大梁变形，机翼蒙皮有变形，飞机尾翼蒙皮变形。这些变形改变了飞机的升力，使升力成为负升力，所以飞机拉不起来。后来决定暂停使用这架飞机，不准参加飞行训练，进厂修理。（送到吉林省二台子空军17厂进行大修后又分到部队使用，后来听说这架飞机发生了一等事故，机毁人亡。）

这次空中事故的发生原因，最后也做不出肯定的结论，只分析可能是飞机发生了共振而造成的。

事后开会，全体飞行人员及全体机务人员一致通过，给教员立二等功，给学员立三等功，师、团党委也同意，并报上级批准。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件事就无回音了。

1986年10月28日回忆于北京

整理父亲当年写的回忆文章到今天算是告一段落了。一共有三篇，都是他觉得挺危险同时也是不能预见的险情。一个处理不当，我们全家就会成为烈士家属。从这一点来说，他命大福大，能活到今天真不容易。

怪不得对个人的问题我爸从来不争，母亲对他这样至今耿耿于怀。通过写父亲的空军生涯后，我似乎明白父亲“不争”的原因了。经历过这么多次生死考验的他，对那些“级别”“待遇”“立功”“官位”应该是早就看的很淡了。

“飞行”给他带来了这么多次的生死瞬间、死里逃生。但“飞行”却是他唯一在乎的东西。在他眼里，那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

他从军生涯中的唯一一次“争”也是与飞行有关，那是他在十年动乱中争取自己继续飞行的权利。如果有一天父亲同意了，我要好好写一下这件事。

刚开始写父亲时，主要就是想让自己了解一下当年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将来可以告诉我的儿女他们的爷爷是个不错的飞行员。

不过写着写着就有点收不住了，没想到大家对我爸的经历那么感兴趣，家里人也都支持我，提供了很多素材。

我想，官方的媒体，可能永远也不会宣传象我父亲这样的普通的空军将士。可正是这些平凡的军人，组成了共和国的钢铁长城。不管是在和平的年代还是祖国危急的时刻；不管是文革中，还是改革开放后；不管是政治挂帅的荒唐年代，还是商品大潮冲击视野的今天。总有那么一批默默无闻的，踏踏实实的做着本职工作的军人。没有名利，也没有人注意。没有鲜花和掌声，也没有闪光灯的追逐。他们就这么干着，直到离休、退休、转业、复员。

直到他们的部队把他们忘记，直到没有人再记得起他们的名字。可直到生命消逝，他们依然对自己副出一生的那个事业，那个工作充满了感情和眷恋。

1996年，父亲当年离休时从部队带回的旧军装全部穿烂了，他没有旧军装穿已有几年了。一个星期天，他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说“**，总后的一个服装厂来我们干休所卖军装！你快来买吧！”我斩钉截铁的拒绝了，当时费了好大的劲才没刺他几句，你还把自己当军人呐？！哪个部队还理你？

可父亲仍然兴高采烈的买了全套的夏、冬军便装。虽然是陆军的，可他还是很心满意足。不住口的说，军装设计的最好，最合理！从此以后，尤其是冬天，他永远是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呢军服，外边再穿个军大衣。

这套军装，他还在穿着……

缘起

快过节了，本来正在写父亲在文革中的一段经历，碰巧得知有网友把拙作《父亲的空军生涯》系列转到了国内的一个军迷网站。结果我爸已经被人认出来了，一个网友娶了父亲部队一个战友（应该不是飞行员，好象是60年代的兵）的女儿，他老丈人把我爸的事跟他抖搂了一些，我都没听说过。原文如下：

“作者的老爸所在的部队于1968年从杨村调到了XX，我太太的姥爷就是那个师的某团参谋长，68年一家从杨村搬到XX。那时我岳父还是个战士。曾听我岳母讲过很多空军大院里的故事，还有很多坠机的事故。82年，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和战友飞歼7牺牲了。也听岳母讲过飞夜航时地勤9个人被飞机割掉了脑袋的事情。

我回家问了我的岳父岳母，作者的父亲是我岳父的战友，他有一个最著名的事迹就是用伞刀割刚宰的猪的肉来吃。呵呵。我一说他有海外关系，我岳父就想起来了，全师只有他一个人是有海外关系的。”

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居然拿革命军人的第二生命割猪肉吃！找我爸了解具体情况，他竟然一点也不记得了，他说自己平时很随便，类似的事情可能发生过，但从不上心，所以怎么也回忆不起来。看来自己认为最值得记忆的事情，跟别人眼里的完全不同。在战友的眼中，他最著名的事迹居然是用伞刀割猪肉……

相信这是发生在我爸身上的事，他的确是无肉不欢，准确的说是无肥肉不欢。还烟瘾极大，每天抽大量的烟，从不锻炼身体。有人评价：我爸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亏得他有飞行员的底子，搁别人身上，身体早垮了。

他的身体的确大不如从前了，中过两次风，走路需要手杖，不爱出门，估计现在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孙子孙女的相片和我写的关于他的文章吧。

对知道我父亲具体资料的网友，我有一个请求：目前请不要公开他的姓名、所在部队等讯息。这会给我完成这个系列造成一些压力，等时机成熟，征得父亲的同意后，我会主动向大家公开的，因为写的都是真事，经的住检验。

在拙作《父亲的空军生涯—强将手下》中，立了二等功的小王，后来在另一次飞行训练中牺牲了。当时部队里传说，如果那次的地面指挥员是我爸的话，可能小王叔叔能安全落地……

写父亲的空军生涯的起因是由于一场感冒，不停歇的咳嗽让我备受折磨，尤其是晚上。最后太太受不了了，怕影响小BABY休息，把我轰客厅去了。

躺在沙发上辗转反侧，就是睡不着，眼前出现的全是以前的事。慢慢的一个隐在心中很久的疑问在脑中定了格。

就给我爸打了个电话，问他当年迫降在废弃机场跑道的故事。他说哪里是什么跑道，是衡阳附近的一条公路。我很是震惊了一会，因为当时距台湾空军搞中正高速路降落演习不到半年，台湾媒体的大吹大擂还恍如昨日。

而我爸衡阳迫降的事，从没听任何一个军迷提起过，这还真的引起了我的兴趣。不过我爸不太配合，那时的他还不相信我的水平和诚意。很多细节都语焉不详，解释术语还跟我发脾气、不耐烦，他以为我只是心血来潮。

自己也没什么信心，掌握的材料不多，写完文章没人看就当纪念一下那次公路迫降吧（据我爸说这次迫降知道的人不很多），别让那帮台独们以为我中华无人。

没想到得到了这么多鼓励，原来我爸这样的老古董事迹居然还有人看，他这样的过气老兵还有人关心。文章上网的那一夜我失了眠，把网友的反应告诉了父亲，他的第一句话是：“他们都是哪个部队的？”

我告诉父亲网友送给他的十个字“艺高人胆大，绝地飞将军！”父亲很是欣慰。

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写的收不住手了。

哥哥高中毕业后想当兵，母亲坚决不同意，希望他考大学，但父亲趁我妈出差一个月的工夫，打了个时间差，送哥哥参了军。当兵六年多，父母从没要求过哥哥所在部队的战友照顾过他，也一次都没有去那个部队看过自己的儿子。

后不后悔当兵，没敢问过我哥。

小学二年级就戴上了眼镜，父亲应该没打过我这个深度近视眼的主意。如果让参军的话，应该会把我派到战斗中的最前沿……

父亲的经历很丰富，故事也越挖掘越多，我会继续写下去。

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爸爸能健康的活着，长些、再长些……

空中狩猎

年前还是再写点吧，看到我这个题目，大家可能奇怪：空中狩猎？狩的什么猎呀？别着急，待我慢慢道来。

这是1952年春天，我父亲到航校有一段时间了。关于那时在航校的生活，我已经在《航校岁月》一文中提过，这里就不再多写了。沉重的东西写的太多了，咱们今天换换口味。

这会他飞的是雅克—18，每天都特别兴奋自豪，这也可以理解，祖祖辈辈连汽车都见得不多，现在一下子开上飞机了，能不高兴嘛？

不过还不能独立飞行，教员必须坐在后座盯着，这批菜鸟们可什么错都有可能犯……

比如我爸：有一次飞行的时候忘了打开无线电开关，飞机降落后被教官罚写：“我今天忘了打开无线电开关”一百遍。从此他再没犯过此类错误。

说起教官，当时有些航校中的教官有三个来源，苏联的，原国民党部队起义的，还有前两批学员毕业留校的。

对这些新学员，教官的态度最好的是原国民党部队起义的，其次是留校的，最差的是苏联教官。当然有些留校的同学在学校时饱受苏联教官的压抑，成为教官后也沾染了一些他们的习气。

有一次，父亲飞雅克—18降落，当时规定飞机停稳时要正好在“旗门”内，也就是类似学车时的倒库。用几杆旗子插在地上，组成一个“门”。飞机停稳时，机头要与某条线平行。

结果这次没停好，机头出去半米。下飞机后教官翻脸了：“你怎么停的？！罚！”

有两种罚法，让我爸自己挑。

一是自己把飞机推回去半米。还有一个是背着伞包围机场来个“马拉松”。

我爸看了看飞机，感觉自己推不动。又掂量了一下28斤重的伞包，也没带着它一起跑“马拉松”的勇气。

于是就只好立正站那听教官的训斥了，被骂的是汗流浃背，什么血喷头！

从此痛下决心：不再挨骂！

这个决心还真有效，直到父亲离休，部队里都没有人敢对他破口大骂过。

咱们回到打猎这个话题。

1952年的春天很美，春风阵阵，天气晴朗。飞入蓝天时，不管是学员还是教官，都不禁心旷神怡，陶醉在春风中……呵呵

就在这么个天气状况下，我爸驾驶着雅克—18起飞了，后边坐着个教官。

飞的还是很顺利的，既没吓着教官，也没让教官费心驾驶。我爸就这么带着老师在天上兜起了风。

其实每次飞行，学员都要完成指定训练科目才能返回机场。至于训练科目是什么，我也不太明白，无非是横着飞完竖着飞，要不就是转圈飞。估计不会倒着飞，那样教官会生气的，太危险了。

这次飞行训练完成的不错，老师挺满意的，对我爸说：“可以回去了，今天就到这吧！”

于是我爸一打方向盘，飞机掉头奔机场飞去。

突然间，发现前方出现一片黑压压的东西，眼前一黑。只听得噼里啪啦一阵乱响，飞机立刻大抖起来。

不好！被袭击了！这里不是前线呀？

脑袋一蒙，驾驶技术水平立刻下降。飞行权被教官夺走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雅克—18返回机场后，父亲他们一下飞机就乐了。

只见飞机起落架上挂着一只——大雁！

机身也被撞出十几个坑。

原来，这时正好是候鸟北飞的季节，刚才飞机正好撞到一群归家的雁群。还好没有撞到螺旋桨上，要不还真危险！

这一只大雁不可能把飞机撞出十几个坑呀？

肯定还有漏网的！

由于事发地点离机场不远，所以几个地勤战士到附近去搜索了一下。

结果光在机场附近就捡到了另外5只大雁，至于有没有散落在其他地方的，就不得而知了。

事后食堂的大师傅们把这六只“肇事者”做成了一顿野味大餐。给大伙打了个“牙祭”

这就是我父亲的一次空中狩猎经历。

四航校第三批的学员们，还记得当年的那顿“雁肉大餐”吗？

原材料是我爸提供的。

一轰而散

这次春节回国，更加感觉到父母与老战友们之间那种浓烈的友情。每个拜年电话，每次见面，临别时的互相叮嘱，依依不舍都让我感动。当他们得知我现在正写他们当年的经历，网上有无数的后辈在尊重他们，祝福他们时。道谢的声音都是颤抖的，哽咽的。

这让我更加的惭愧，业余的身份，使我不能象职业作家那样专业，不能在更大的范围里宣传他们。在如今很多人成功的标准是“发大财，当大官”的社会风气下，父亲他们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

但他们是我心目中永远的英雄！

在天津见到了顾叔叔，1968年，他与父亲同在四川大足空军基地。承担复杂气象训练教学任务。

我说：“你们那时侯真艰苦！一年才可以回6次家。”

顾叔叔却说，由于他经常有复杂气象教学任务，连6次家都回不了！

母亲说，1968年在大足见过顾叔叔后，虽然我们两家住在隔壁楼，当了三年邻居，却从没见过顾叔叔回家。再见面已经是36年之后了。

顾叔叔也是四航校的，他是四期甲班，父亲是三期乙班。

向他打听起党乐年叔叔的下落，却得不到准确的消息。只听说是平反了，可能在内蒙古的赤峰……，不管怎么说，得知他能在文革中幸存下来，也足以令人感到欣慰了，愿他晚年幸福。

提起了航校，这些叔叔伯伯们一致都说苏联教官“混”，老是骂人打人。我不禁有个疑问：“你们听的懂俄语吗？怎么知道教官在骂人？难道我们的翻译连骂人话都翻？”

答案是：“不懂俄语，通过苏联教官的表情和语气也知道他们是在骂人。”尤其是有些飞行动作没做好时，挨打也是经常的事。

骂人话，我们的翻译是不翻的，但时间长了，学员们也能听懂一些俄文。所以遇到教官骂人时，有些学员是要回骂的，父亲的好几个战友都干过这种事。

翻译们都是自己人，照例要在翻成俄文时加以过滤。

例如：

苏联教官骂：“你这个笨蛋！蠢货！”

学员回骂：“老毛子你个王八蛋！老子枪毙了你！”

翻译：“这个学员说要刻苦训练，下次这个动作一定要飞好！”

……

那时航校的条件是简陋的，没有指挥塔台，在空地上插4根旗杆就划出休息区和指挥区。指挥设备也很简陋，无非就是一辆指挥车，里面一个无线电台，一个雷达标图员，一个领航计算。休息区就在指挥车旁边，等待飞行的学员每人一个木头凳子，坐在休息区里，一边等着训练，一边喝点水什么的。

也没什么正经跑道，雅克—11还有一条简陋的跑道。雅克—18飞机的起飞降落有块平地就行。连跑道都免了，就降落在指挥区50米范围内。

雅克—18速度低，是一种比较好飞的机型，飞机起落架是后三点——前边两个轮，后边一个轮。起飞后起落架只能收起一半。

飞机的设计也很好，作为教练机，居然可以做操纵性的螺旋，而且很容易改出来。只要逆着螺旋方向蹬反舵，就可以改出来（这跟喷气机改螺旋的要领不一样，也危险的多）。

飞雅克—18，改螺旋要作为一个飞行科目来训练的。

上理论课时，教官把各种机型螺旋失速的情况介绍的很清楚，说除了雅克—18和雅克—11，其他机型进入螺旋都很危险。提醒各位学员注意。

可能是课堂上教员把螺旋介绍的太危险了，结果使一个学员对螺旋产生了恐惧心理。

在飞行训练时出了岔子，飞机飞到安全高度后，教员收油门，带杆（向后拉杆），这时机头向上，等飞机达到失速速度，用力蹬舵，飞机就会进入螺旋状态。

正常情况下，学员采取方向舵放平，向前推杆，一加速，飞机立刻就可以改出螺旋。

可这次教员怎么也收不了油门，因为前面的学员在使劲的推油门，不让教员操纵飞机进入螺旋状态。两个人一个推一个拉的在空中较起了劲。

气的教员够戗，螺旋也不做了，落地后就把这个学员停了飞，把他淘汰了。

雅克—18飞机上有一个设计缺陷，那就是起落架的轮胎排列为后三点（前二后一）。

如果飞行员操作不当(如拐弯速度过大或过小)，这种设计使雅克—18在滑行时很容易“打地转”。也就是飞机失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打起转来。

基本上每个学员都遇见过这种情况，飞雅克—18的时候，时不时的会看见飞机在降落后打起转来，一边自转一边不规则的移动，转过一阵后，嘎然而止，煞是好看！

除了雅克—18，雅克—11教练机也有打地转的传统，给学员们的航校生活平添了不少“乐趣”。

父亲在航校的飞行训练中，总的表现还算可以，虽然有些小插曲，但只挨过一次苏联教官的打，这说明他飞的还凑和，起码可以少挨打。

这天，经过一段教官跟飞的训练后，父亲可以放单飞了。不过这时上级对这批菜鸟的飞行技术还不是太放心，负责在后座压仓的是个沙袋，而不是另一个学员。原因嘛，地球人都知道。

这次飞行训练，各个科目动作，父亲完成的是中规中矩。在经历了忘开无线电开关和“推飞机事件“后。他汲取了不少经验和教训，细心了不少。

完成了飞行训练后，父亲返航了，一切顺利，没撞上大雁。

落到地面后，父亲驾驶着飞机向指定区域滑去，下一个学员已经等在那了。

飞机一转弯，突然之间，父亲中奖了，每个学员的必修课——打地转，开班了！

只见雅克—18教练机一边自转一边乱冲，飞机失控了。

父亲在飞机里按着“改打地转”守则操作着，握着驾驶杆忽左忽右，妄想着把飞机停下来。结果未遂，飞机还是顽强的打着转。

这转着转着就冲指挥休息区去了。只见这雅克—18教练机，如同一头猛兽，一边咆哮着，一边比划着转着圈，以横扫千军之势向指挥休息区突进……

这时休息区里有几十口子人，此外还有桌子椅子杯子茶壶水桶等瓶瓶罐罐什么的，只听得有人大喊：“有情况！快撤！”

大伙纷纷抱起身边的一个“瓶罐”，发一声喊，一轰而散，刹那间走的干干净净，整个指挥休息区空无一人一物。

我爸这会还跟“地转”较劲呢，怎么较也较不过来。“啪啦”一声，飞机螺旋桨打断了一根指挥休息区的竹竿，停了下来。

下飞机一看，竹竿断了，螺旋桨也被打坏了。

上来一些地勤战士把飞机推一边去了，大伙也纷纷把瓶瓶罐罐归回原位。个个都颇有大将风度，若无其事的该干嘛干嘛去了。

这“打地转”是不可抗力呀，所以我爸既没挨罚也没挨骂，也该干嘛干嘛去了。

后来我国自行生产的初教六，起落架轮胎排列改为前三点（前一后二），打地转的情况从此不再发生。

913之夜

是否写父亲在1971年9月13日的经历让我犹豫，我不希望回答那种怀疑一切的问题和对父亲经历的质疑。

这个题材，我搁置了很久……

父亲的空军生涯写了有将近30篇了，有心人应该早就可以查出父亲的姓名，职务。应该不会有人怀疑当年的中国空军中是否有这么一个一直在飞的歼击机飞行员。应该不会有人再质疑我写的一切是否属实了。但还是一直不敢写父亲的913之夜，我还是有顾虑。

直到一个网友的来信震动了我，他说：“我们有义务记下历史，给后代留下一些真实的东西。”

于是，我写了，如实记下父亲那晚的经历，任凭大家去核实、考证。

文中涉及的一些人物，我都用真实的姓，名字除公开文献上有的，其他的目前我不会公开，但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他们目前绝大多数都健在，如有需要，他们均可以证明本文的真实性。

下面就开始吧！

1971年8月初到9月6日，父亲在北戴河西山空军疗养院疗养，期间经历了两件事。

一次晚餐时，空勤灶的工作人员给每个飞行员发了薄薄的一片哈密瓜。这可很不正常，平时发水果，有点像现在的自助餐，基本上是随便吃，这一片哈密瓜使有的人嘀咕起来。

正在这时，有个负责的军官大声宣布：“林副主席现在也在北戴河，他非常关心大家，这是林副主席送给大家的哈密瓜。”

听到这个消息，全体人员起立鼓掌，有的人就把这片哈密瓜留起来不吃了，说是要带回家去，作为永远的纪念。

又一天，父亲和5、6个一起疗养的飞行员出去散步，不知不觉来到离疗养院2公里左右的北戴河的河边（咸水河）。看到一群人在岸边正从水中向岸上拉一辆经过改装的北京吉普。父亲他们停下来，父亲认出那些人里有林立果。

当时空军各部队都在搞一些技术创新，主要研究一些如何利用现有设备的改造来更有效地打苏修。父亲也当过1、2年“团科技小组”组长，对这种试验并不陌生。

这时有人轻轻说：“看来水陆两用车的研制工作不太成功，怎么一下水就沉了？”

大家对这件事也不太关心，看了一会就离开了。

9月6日，父亲疗养结束，返回部队。

9月10日，上级通知父亲，从9月11日起，作为现场指挥员，在机场负责战备值班一周（父亲负责白班，夜间战斗值班由独立大队负责）。

9月12日晚，父亲在机场的值班宿舍休息。

半夜，值班的调度员刘*军来了，叫醒父亲，说：“有一架三叉戟飞机要到我们机场落地，上级要你指挥。”(由于是被突然叫醒，所以父亲回忆不起具体时间，根据查找现在的文献，应该是12：00之后)

父亲出了值班宿舍，说：“我是白天的值班指挥员，夜航飞机落地不应该找我，应该找独立大队。”

刘：“上面让我就找你一个人，这架飞机执行的任务是空军首长亲自指挥的，是梁参谋长亲自指挥的！”

听了这话，父亲没话说了，两人一起向指挥塔台走去。父亲心里觉得不太对劲，他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空军指挥所越过北空指挥所——军指挥所——师指挥所，直接调动他这个机场战备值班指挥员。

正常情况下，空军领导下达一个指令，要经过空军指挥所——北空指挥所——军指挥所——师指挥所——机场战备值班室。

师指挥所指挥员与机场指挥员的关系是：师指挥所把握原则，下达指令，监督任务完成情况，并不负责具体的指挥工作。机场指挥员负责具体操作，进行现场指挥。例如：上级命令进入一等战备。师指挥所负责通知机场指挥员并监督执行情况；机场指挥员负责召集所有相关人员做好战斗准备，安排布置任务，进行现场指挥。

各级指挥所具有战斗值班作用的同时，也保证要有一个高级军事干部24小时在指挥所内值班。具体到师一级指挥所，如果一线领导牺牲，指挥所值班的师领导可以接替指挥。保证指挥系统的通畅。所以各级指挥所都设在隐密地点，建筑设施坚固异常，可以防空袭，甚至防核。

父亲又说：“我10几年没有飞过夜航了（从1959年福建轮战后就没飞过，夜航独立大队1960年成立）也没有指挥过夜航飞行，很不熟悉，怎么办？”

刘回答：“有什么问题，咱们研究研究……”

父亲是他所在航空师的两个专机指挥员之一，曾经指挥过周总理、林彪等许多要人的专机，有专机指挥经验。

所以父亲问：“夜航指挥（信号）灯怎么用？飞机落地后是否加油？都加什么油（飞机除燃料油外，还有滑油等）？三叉戟是专机，飞机上有什么人？落地后准备饭吗？加油后是走还是住下来？用什么规格接待？”

刘：“咱俩研究一下怎么用夜航灯的问题。上面通知这架飞机是执行任务的，其他的什么都没说；飞机上有什么人和接待规格也没提；只说是（这架飞机）完成任务后回来落地，住不住吃不吃饭都不知道。”

父亲：“这些情况，你要了解清楚。”

俩人正说着话，塔台到了。

进了指挥室，父亲犯了难，平时指挥飞机，身边有助手：

领航员和标图员位于指挥员两侧，负责随时注意各飞机的位置，不时向指挥员提供最新情况，此外指挥塔台里还有负责机械、作战、训练、通信、场站等10名各专业的参谋，随时监视飞行状况。

机场夜航时还要有各种保障车辆到场，如救护车、消防车、牵引车、加油车、着陆探照灯车，电源车、冷气车、氧气车、及相关医护、消防、地勤机组人员等。

而今晚的这次指挥，只有指挥员和调度员两个人，连个标图员都没有！

也没有地勤机组人员，实在是太反常了。

不管怎么样，要先将飞机降落所需的各项条件准备好。

父亲先让刘*军通知雷达和无线电开机。

之后，父亲就开始试验夜航指挥信号灯，想通知远处的负责控制跑道灯的战士打开灯光。

那个年代，塔台是通过塔台上不同颜色的信号灯与跑道灯管理员联络的。

父亲试了几次，分别开关几盏不同颜色的信号灯，跑道灯管理员明白了父亲的指令，打开了跑道灯。

此时雷达与无线电均已开机，雷达值班员也已看到飞机，不断向塔台指挥室报来飞机的坐标方位。但由于塔台内既没有标图员，也没有地图。无法知道飞机准确的位置。父亲和刘*军只能根据经验，通过报来的雷达坐标，对照脑中的地图，记下飞机的大致方位。有点象下盲棋。

父亲此时有没有向空中的飞机喊话，也不知道飞机编号。所以只是随时关注着飞机的飞行航向，等待其执行完任务后与机场塔台主动联络。

不管怎么困难，此时机场已具备飞机降落的基本条件了，父亲有了指挥飞机落地的把握。

雷达员又报来飞机的新坐标方位，父亲对照了脑海中的“地图”，一下子警惕起来：飞机已飞过机场，到了离机场250公里处的化德一带，这是飞行控制线。任何飞机在飞行时都不可以超出这条控制线。出去了就算叛逃，可以派战斗机去追。

于是父亲请示空军：“这架飞机到了飞行控制线了，我们怎么办？”

空军答复：“你们不要管！这架飞机是去执行任务的。”

父亲感到可疑，问刘*军：“这种情况，过去有没有过？”

刘答：“有过，有两种情况：一是去侦察中苏、中蒙边境，飞机是去执行侦察任务的，出发时谁也不通知，由空军直接指挥。刚才不是通知我们这架飞机是梁参谋长亲自指挥的吗？所以可能是这种情况。空军会在飞机完成任务后直接通知某一个机场，指挥该飞机落地。二是我们国家已经有原子弹了，如果有新的原子弹爆破，飞机可能是去采集空中样本。这种情况也是由空军直接指挥，完成任务后才通知某机场引导飞机降落。”

听了刘的介绍，父亲相信了，觉得这架飞机可能是去执行任务，由于自己没有执行过夜航指挥任务，少见多怪了。于是埋头算起飞机的油量来（按该飞机在北京加满油后，先飞到山海关机场再起飞完成此任务的航线来估算），担心飞机飞回来时不够油。

过了一会，刘告诉父亲，飞机现在在中蒙边境二连浩特附近盘旋。父亲觉得，既然飞机是在执行侦察任务，盘旋一下也正常。

过了一会，刘说：“飞机飞出去（中蒙边境）了！”

父亲问空军：“飞机为什么飞出去（中蒙边境）了？！”

空军答复：“唉！这架飞机不应该飞出去的！但是它出去了！唉！”

父亲：“那我们怎么办？”

空军：“回去睡觉！”

由于父亲一直在计算飞机的油量，按在北京加满油计算，飞机在二连浩特盘旋时，应该还剩两吨半油。

这次夜航指挥任务，由于是空军越过北空——军——师直接调动的父亲。所以直到现在，知道这件事具体经过的人仍然很少。北空、军、师的领导均不知情。应该只有空军指挥所的人员、父亲、调度员刘*军知情。其他的诸如雷达值班员、跑道灯控制人员和无线电值班员均不在指挥塔台内，他们只是在完成各项指令，不可能知道详细情况，但他们应该记得接到的开机开灯命令。

这段经历，父亲一直守口如瓶，虽然没有任何人要求过他保密。

回到值班宿舍，父亲睡不着觉，点燃一根烟，抽了起来。

这么一折腾，另外4名团里的战备值班飞行员（王*德等）也醒了，问父亲怎么了？

父亲说：“有架三叉戟跑了，你们分析一下是谁跑了？”

大家这个一句，那个一句分析起来。

都觉得有可能是刘、邓、彭、叶中的某个人。

大伙正讨论着，父亲手里的烟还没有抽完。一等警报铃响了。师战斗指挥所的电话来了，通知父亲：立即进入一等战备，有一架直升机，里面有5个特务，他们是反动的，是敌人。要求坚决把这架直升机打下来。又补充说：但是这架飞机是我们的，机身上有红五星标记，不要发生误会（不要以为飞机是我们的就不打了）。

这个一等战备的命令是按正常途径经空军——北空——军——师一级级传达下来的。命令同时也传达到相关各部门和夜航独立大队。整个机场顿时沸腾起来。

父亲立刻向指挥塔台跑去，飞行员们则迅速向飞机方向跑去，到了塔台，相关人员陆续赶到，父亲指挥他们又一次打开跑道灯，雷达，无线电等设备。

一切工作准备完毕。父亲命令独立大队飞行员郑*道（其子郑*宇是我小学同班同学）起飞拦截敌机。

这时塔台内的工作人员已全部就位。师长和一套作战班子随后也在一等警报铃响后半小时左右赶到了机场。

师长在塔台下大叫着父亲的名字说：“一直在飞，上飞机起飞！”

父亲说：“师长，我有10几年没飞夜航了，夜航技术很生疏，硬让我起飞我也可以飞，但我实在没有把握。”

师长沉吟了一下，说：“那叫独立大队的邓*道（其子邓*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起飞！”

这时，机场内共有歼五战斗机7架，其中属于独立大队的是2架歼五甲飞机，此时均已起飞，还有属于父亲团的5架歼五。

独立大队在进入一等战备后，也将其所属的其余飞机拉到了现场。

由于是实战，父亲考虑飞机数量可能不够，没有请示上级，擅自决定从洞库中拉出属于本团的战斗机8架。指令下达后，地勤人员从洞库中拉出8架歼五待命。

执行截击任务的战斗机则始终保持着空中有一架战机在地面引导下搜索敌机，一架飞机在返航途中，一架飞机在地面准备起飞的状态。

父亲一边指挥战斗机向雷达通报的直升机靠近，一边向直升机驾驶员喊话（上级已通报驾驶员飞行编号，事后得知这个编号不是陈修文的，而是另一个飞行员陈士印的。陈修文休假刚归队，被临时拉来当驾驶员，所以此时机内有两个驾驶员），叫他回来。但直升机一直没有答复，但父亲发现该机驾驶员会有时打开无线电开关（是个按钮，在油门上），可以听见机内的一点声音，但没有听到交谈声。

向直升机的喊话一直没有停止，执行任务的战斗机也一直在寻找着目标，但均未寻获。那时歼五甲飞机的雷达有效搜索距离只有几公里，而且只能搜索机头雷达正前方一定角度范围内的目标，在夜间执行任务时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直升机的飞行速度远远低于歼五的飞行速度，加之又是夜间，所以搜索起来难度很大。

这时地面雷达报告，说失去目标，看不见直升机了，接着无线电也与直升机失去联系。

考虑到直升机失踪时已接近中蒙边境以及它的航向，父亲想：完了！又跑了一架！雷达看不见，无线电失去联络。战斗机起不起飞都无所谓了！

正想着，突然在机场上空听到直升机的轰鸣声，父亲赶紧向正在空中搜索的战斗机喊话，说：“敌机就在机场上空，立刻到机场上空来拦截！”脱口而出的另一句话给父亲带来了个不大不小的麻烦：“飞机上有好人！”指挥塔台内的很多人都听到了这句话。

独立大队的飞行员报告说发现敌机，在前方闪了一下。

父亲下令：“坚决把它打下来！”

战斗机飞行员：“又看不见了。”

这是执行此次一等战备任务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战斗机飞行员发现直升机。

直升机在飞越机场之前，飞经空军家属院（距机场约20分钟车程），把我惊醒，哇哇大哭，母亲一边哄我，一边奇怪：怎么这么晚了，还进行夜航飞行训练？奶奶也在一旁帮忙，她们都听到了直升机的轰鸣声，感觉飞的很低，好象就在我们家的楼顶上空。

从地面雷达报告失去直升机踪迹，到陈修文驾驶飞机在怀柔降落，该飞机始终处于雷达的盲区，一直没有被发现。

父亲根据直升机声音消失的方向，分析出其航向，是向北京方向飞。

于是命令空中正在搜索的飞机，向北京方向追击，搜索北京空域以北地区，要求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搜索，防止敌机在北京进行破坏活动。但依然没有找到直升机。

天已蒙蒙亮，轮到父亲团里的飞行员王*德起飞执行任务。这时传来消息，说：直升机已降落。于是父亲命令王*德返航，搜索行动结束。

这时参谋向父亲通报：上级通知从现在开始，任何飞机都不许起飞，飞行员、地勤人员不得接近飞机。

就这样，913之夜，父亲共指挥了13架次战斗机起飞拦截直升机。

王*德落地后，父亲发现陆军部队已接管了机场，在指挥塔台、跑道两头布置了岗哨，其中跑道两头架设了高炮。并再次重申：飞行员不许接近飞机，地勤人员不许对飞机进行常规保养检查。

军、师指挥所也被陆军接管。

军指挥所去了一个连的陆军。

军副参谋长张*兰早上走出军指挥所（昨晚应该不在战备值班室），发现岗哨全换成陆军士兵，很是疑惑，问发生了什么事？

参谋说：“我们被接管了。”

张大怒，说不象话！为什么不报告我？要去找人理论。

参谋赶紧拉住了他，说千万别说话。

张才似乎明白了什么，不出声了。

9月13日之后不久，父亲已知道三叉戟上的“要人”是林彪。

事情过去一两天后，一些消息走漏了出来，父亲得知后，给上级写了一份材料，反映912——913之夜父亲认为反常的现象。内容有二：

一、 质疑上级传达总理指示有误。

事后开会领导说总理对直升机的指令是：坚决把它拦截回来。但父亲当时听到的指令是坚决将直升机击落，打下来。

二、明明有夜航独立大队的飞行员，为什么却命令父亲起飞？

接着，上级就“飞机（直升机）上有好人”言论开始了对父亲的审查。

军、师两级均派人来调查父亲。

他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师调查组的人说：直升机里都是坏人，没有好人。

军调查组的人说：上面通报，直升机内全是坏人。

军、师一致认定：父亲的言论有问题。

军调查组个别知道内情的人还说：也太巧了！你在北戴河疗养，林彪也在北戴河。林彪跑了，又刚好安排你战备值班，还指定要你指挥！真是太巧了吧？

对于这些问题，父亲回答：

我认为我的言论没有问题，那只是个人分析。雷达最后一次发现直升机，是距外蒙边境70公里处。之后雷达看不见（直升机），无线电联络不上。在这种情况下它还飞回来，飞机里应该是有好人。

如果我有问题，事后我为什么还写材料反映当时不正常的情况？

如果我有问题，当时怎么会从洞库中调出8架飞机待命？

我是师里的两个专机指挥员之一，在那种情况下，这架飞机（林彪座机），应该由我指挥（上次林彪来视察，其座机就是父亲指挥的）！这很正常。

至于去北戴河疗养，是上级安排的，我本人并不知道原因。

父亲被审查了一个星期左右，江青发表了个公开讲话，大意是：直升机上有好人，陈修文是革命烈士。

这个讲话使父亲解脱了，审查不了了之。

以上是父亲亲身经历的913事件。欢迎朋友们理性探讨、指正。不欢迎怀疑一切的质疑。

几个当事人的下落：

父亲——离休在京

师长——离休在京

刘*军——当时20多岁，现在何处不详

邓*道——不详

郑*道——转业到河南

王*德——转业到河北

年华似水

1961年8月，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之前，向我国政府提出：在其来访和离开时，要求我空军出动战斗机为他的专机护航。

这种要求，对于我们年轻的共和国政府，对于我们的对外国事交往中，还是第一次。

周总理亲自过问和安排了为专机护航的事宜，空军领导非常重视，由刘亚楼司令员负责具体实施。

上级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曾是空X师十X团二大队的八个飞行员。这是八个在某个范围内被誉为“八大金刚”的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

这时的“八大金刚”，在编制上已经被拆散了。每个人都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父亲时任团领航主任，作为“复杂气象飞行训练”的教官，他已带出好几批学员了。

接到为专机护航的任务后，九架飞机（第九架飞机是“备份机”由目前在天津的方叔叔驾驶）分别从沙河机场和杨村机场飞到首都机场待命。在制订了具体的护航方案后，飞行员们并没有对这一方案进行实际演练。（可能是因为难度系数太低？）

苏加诺专机到达前，刘亚楼司令员向这八个飞行员进行了“战前动员”。他说：“本来总理要亲自来跟大家说几句，但他太忙了，实在脱不开身，所以委托我向大家交代几点：第一，这次护航，是我们国家的第一次，你们一定要飞出国威，飞出军威！第二，苏加诺的专机机组人员是苏联的，大家一定要警惕“苏修”在我们护航时搞小动作！一定要压住他们的嚣张气焰！”

这时，一位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补充说：“护航的时候，你们飞机之间的距离要尽量小一点，飞的靠近一点。”

刘司令大怒，斥道：“你懂个屁！”转头冲“八大金刚”一挥手：“别听他的，就照咱们的方法飞！”

一切顺利，父亲他们出色的完成了迎送苏加诺总统专机的护航任务。由于护航的效果很好，威风凛凛的八架战斗机护航编队大壮我国威军威，使专机上的国宾和地面上的领导都很满意，于是当年来访的另两位友好国家的元首也享受到这一待遇。他们是——西哈努克和恩格鲁玛。

八位飞行员完成了这三次护航任务后，上级觉得不能再把这八个人绑在一块了，空军应该成立专门的护航大队。

1962年1月25日，护航大队正式成立，人员由空军各部队抽调组成，大队长邵彦魁，政治委员胡衍林。这个大队，现在叫“八一飞行表演队”。

空军的传统，新飞行员下部队或新部队组成后，所有的飞行员都要接受一次“考试”，也就是对其总体水平的一次综合评估。考试的内容分为技术和理论两个部分；其中技术考试又包括特技飞行和仪表飞行。护航大队成立后不久，也接受了这一考评。考官是现在南通的“八大金刚”中飞6号机的张叔叔和飞8号机的父亲。

父亲他们从此不再承担飞行表演和元首专机护航任务。

如今的“八一飞行表演队”名声在外，是我们国家与人民军队的象征。在向全世界展现着国威、军威，希望不久的将来，随着我军对外交往的增多，“八一飞行表演队”能走出国门，出现在世界各地，成为海外中国人的骄傲，成为中国人民的骄傲！

通过写《父亲的空军生涯》，交到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都有些理想主义，都有一份正义感，都是一些有责任感的性情中人。

我的好朋友“天剑”也是如此，他是现役“八一飞行表演队”6号机飞行员。我写的东西，他打印出来，给太太看，给队友看，给大队长、政委看。

这次回京，“天剑”一次次的让我邀请父亲，希望他回去看看，去看看父亲洒过汗水，度过青春的地方。

父亲却一再拒绝，说自己的部队，早已不驻在那了，八一飞行表演队没有义务接待自己。

暮年的他，生活的很封闭，没有哪个部队找过他，已经很多年了。

禁不住哥哥和我的坚持，父亲答应去了。身上穿的还是那身买来的军装。

到了那个父亲待过15年的“家”，迎接他的是“八一飞行表演队”的领导班子和我的好朋友“天剑”。

正、副大队长，正、副政委一口一个“老前辈”，一口一个“自己人”。父亲被感动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金政委对父亲说：“一会有飞行表演，我们专门给您准备了个观礼位。”

飞行表演前的飞行员，本来应该保持安静、做心理调整，但“天剑”却一直陪着我们，虽然他也是今天参加飞行表演的一员。

那个“观礼位”，原来是在指挥塔台上，见到了飞行表演总指挥吴大校——1981年，20出头的他参加了华北军事大演习，就住在我们大院，我在机场看过他参加的飞行表演——当时世界顶级水平的“九机编队特技飞行”。

他说：“老前辈是自己人，今天请您在指挥室里看飞行！”

父亲激动了，他知道这种礼遇的分量，他知道这个例外的特殊，他知道指挥塔台的重要，看着熟悉而又陌生的指挥室，看着紧张忙碌着的参谋们。父亲看了又看，看了又看，7分钟后，他主动离开了，走下指挥塔台，在跑道旁，停住。

歼七战机发动机的轰鸣声令我掩耳，而父亲和哥哥，作为前战斗机飞行员和前地勤机械师，对此早已习已为常。

政委介绍：“两个起落后，开始飞行表演。”

歼七战机咆哮着，开始滑行，速度越来越快，一架、两架、三架……

突然，我发现父亲急急的“走”了起来，一会向左，一会向右。眼睛始终盯着飞机，手杖也不用了，提在手上。最后一架飞机起飞离地时，感觉父亲想追上去。那一刻，我好象看到了年轻时的他。

那时的他驾驶着战斗机，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那时的他在指挥塔台内，调动着空中的战鹰……

此时的他站在跑道旁，看着一架架歼七腾空而起；此时的他拄着手杖，上下楼梯需要别人搀扶……

雄鹰已老！

父亲站住了，回头对我们说：“飞的很好，咱们走吧！”

政委劝他：“还有一个起落就开始飞行表演了，要不您先到飞行员休息室歇一会？”

父亲却很坚决，对我们说：“走吧！”满脸的激动和疲惫，也许还有无奈。

大家无语。

父亲的最后一次飞行，是在23年前。

永生不忘

与父亲聊天，聊起了航校。不由得有个疑问，到底当年的苏联教官怎么在教练机上用驾驶杆打人？

父亲回答：“教练机前后两个驾驶杆和方向舵都是连动的，学员的动作没做好，后舱的教官用脚一蹬方向舵，学员一抬腿，教官就用驾驶杆抽学员的腿。有时一个起落下来，犯错多的学员，腿会被打肿。”

打人的动作很快，驾驶杆摆动幅度不大，所以一般没有什么危险。

“有的学员毕业后，成为教官，也学会了这招。”

问了个现役飞行员，有没有被驾驶杆教育过。答案是：“当然了！”

于是我说空军的这个传统要找苏联人算帐！

1952年夏，大概是7、8月吧，父亲他们结束了雅克—18教练机的飞行训练，开始飞雅克—11教练机了，在网上看到了雅克—11，模样怪怪的，实在是不好看。据父亲说比雅克—18难飞。

难飞也要飞，多大的困难都要克服！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

由于当时飞机少人多，一个组6、7个人一架飞机，共用一顶飞行帽。条件很艰苦。

每次飞行，都要有一个学员在地面值班“看飞行”。也就是说，值班的学员要看飞机的起飞和回来时的飞行动作，技巧以及空中的飞行状况；飞机飞到视线以外时，要用无线电监听飞行中的一切对话。以此全面了解飞行情况，同时也可以使“看飞行”的学员通过观察别人飞行汲取经验。

一天，轮到父亲值班“看飞行”。由父亲小组的教员刘云礼和同组学员陈进发驾驶飞机进行飞行训练。

父亲在指挥休息区用肉眼观察教练机飞行情况。起飞一切正常，飞机在空中完成的指定动作科目也很到位。

飞机完成训练科目，开始返航，父亲发现飞机并没有对准跑道，有点偏，与跑道延长线平行，父亲正思量着飞机应该盘旋一下，找正跑道再降落。突然，教练机向右大幅打偏，转了一圈后，机头朝下，打着转向地面一头扎下去……

飞机失事了！

父亲赶紧报告指挥员，当时的在场的一个高个子苏联顾问走过来，脸色很难看，知道是父亲值班“看飞行”。一把揪住父亲，把他拉上一辆苏式吉普，只说了一句“把家伙！把家伙！（俄语：走？）”连翻译也没带，开着车就走了。

父亲一头雾水，不明白这位苏联教官想干什么。心里乱猜：是不是自己“看飞行”没有看好，苏联人追究自己的责任，要把自己送到太原坐监狱？

正胡思乱想着，吉普车开出了机场，向飞机失事现场驶去。父亲明白了，原来苏联教官拉他去看“失事现场”！

远远的看到了飞机残骸，吉普车继续开。100米，80米，50米，30米……

父亲看见地上有一条风镜的带子，缠住一根骨头，上面没有了皮肉，只剩下骨头！

到了失事飞机旁，苏联教官把父亲拉下车。

飞机摔的变形了，朝夕相处的战友们的身体被摔碎了，两个人的身体挤压在一起，没有头。

飞机的周围到处都是人体的尸块、骨头、肉……

四航校参谋长米志高这时也赶到了现场，见到了父亲，大惊：“你怎么来了？！谁让你来的？！去！到车上去！不许看！”

说着，要捂父亲的眼睛。

父亲回答：“是苏联人拉我来的。”

米志高参谋长叹了口气：“快到车上去，不要看！”

父亲坐到车上，如释重负，他早就不愿意在那呆着了！

50年代（现在也是），中国空军有个规定：飞行员不许去飞机失事现场，怕失事现场的惨状影响飞行员的心理。这条规定，从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空军前辈们的回忆文章中可以得到证实。这就是米参谋长看到父亲大惊的原因。

可这个二杆子苏联教官才不管这个规定，偏要拉着父亲这个飞行学员去看失事飞机！

父亲坐上车没一会，翻译同志来叫父亲到飞机那去，说苏联顾问要问他情况。

这是一个高级些的苏联军官，问父亲飞机的失事经过。父亲将自己当时观察到的情况向他一一如实介绍。

再次回到了车上。刚坐稳，父亲又被叫出去了。

这次是苏联顾问的头来了，是校长顾问，又问了一遍飞机失事经过。

回去后，成立了事故调查组，调查了三天。父亲全程参与了事故调查，又介绍了好几次事故发生时他观察到的情形。

事故调查组问父亲对事故发生原因的看法。

父亲分析后认为：这次事故的发生，应该是飞行员的操纵问题造成的。本来平飞时的飞机不会有操纵问题，但当时的情况是飞机平飞降落前，飞机位置向北偏离跑道航向。根据父亲的经验，如果学员发生此类错误，通常教员会发脾气，用驾驶杆打学员的腿。可能由于用力过猛，驾驶杆摆动幅度过大，使飞机失速，进入螺旋，失事了。

很多中国学员都同意父亲的分析。

事后检测，事故飞机没有发现机械故障。

成为老飞行员后，父亲从没有用驾驶杆打过学员。

从1951年开飞——1982年停飞，31年的飞行生涯，父亲多次遇见空中险情，但没有出过一次飞行事故，没有摔一架飞机，除训练外，没有跳过一次伞。

父亲的飞行座右铭：

紧而不错——情况再危急，再紧张，飞行动作不能做错。

忙而不乱——工作再忙，处理问题也要有条理，不慌乱。

父亲认为：遇到险情，要沉着，不考虑生死；只考虑技术操作，处理险情。

父亲认为遇见的最危险的空中险情是福建前线那次。只有那回父亲想到了死。

从那以后，直到父亲离休，他从没被允许去飞机失事现场。

“迷途知返”

1968年的一天，父亲去东北位于长春和吉林市之间的二台子飞机维修工厂去接飞机。

飞机跟汽车一样，定期要进行全面的保养、大修，这次父亲的任务就是把自己部队一架经过大修的歼五飞回部队。

其实父亲部队机场也设有飞机维修厂，但只能进行中、小修。这大修就一定要到专门的修理厂进行了。也就是说：在大修厂，如果有必要，可以把一架旧飞机从头到脚的拾掇一遍，有可能连发动机、机身、机翼都换成新的。那个年代不是流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嘛！

这天早上，父亲和另一个部队的飞行员一起来到机场，准备向各自的目的地进发。父亲的航线是经锦州飞回华北某空军基地。另一个飞行员的的终点是浙江舟山群岛的岱山机场。

起飞前父亲仔细检查了飞机，一切正常。塔台指挥他们起飞，舟山那架先出发，起飞后航向约150度离开机场。父亲紧跟着也起飞，航向大约是230度，两机的夹角大于60度。

那天的天气是多云，起飞后没多久父亲的飞机就进云了，由于二台子机场是一个飞机大修厂，所以地面指挥比较简单，跟部队不一样，指挥飞机起飞后不久，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跟两架起飞的歼击机飞行员说了再见。

父亲在云层上根据在地面算好的航向，在罗盘的指引下向锦州机场方向飞去。

父亲飞了100多公里，飞机出云了。父亲习惯的向下望去，寻找地标，以判断自己的飞行位置。他往下这么一望，头皮一阵发麻，蒙了！

地标，顾名思义，就是地面上的一些标志物，飞行员在天空中可以根据这些标志物判断自己飞机所处位置。地标有可能是一座山，有可能是一座桥，也有可能是一条河，总之都是一些明显的地形、地貌。飞行员在飞行时，小到在机场附近的大小空域内训练，大到数千里长距离转场飞行（如衡阳迫降那次），都要记住飞机飞行的沿途所经之处的地形地貌、地标。

就这个问题，以前我专门请教过父亲。问他飞行员一定要记那么多地标吗？难道地面导航不够吗？

他的回答是：认地标是每一个飞行员必备的基本功。即使有地面雷达的导航，飞行员自己也要用地标来确认自己的方位，避免出现险情。举个例子：训练时，地面指挥员指定一架飞机在1号空域内完成训练动作。这一号空域有可能北到某山，南到某河，东到某塔，西到某谷；此时飞行员就要一边听地面指挥，一边自己看地标，注意不能飞出指定空域。

就这样，地面根据雷达坐标的划定的区域来判断飞机的位置，空中的飞行员就要依靠地标了。

父亲说他当年可以记住并认出中国所有地区（包括香港、台湾地区）的地标！语气肯定，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这是有据可查的，1988年，我爸妈从香港飞回北京，民航机起飞后，一路上父亲不看地面，向坐在窗口的母亲不停的介绍：现在到什么山了、现在到什么河了、现在正经过哪个城市……丝毫不差。搞的母亲惊讶异常。回来后跟我们说：“你爸真神了！”离休后的父亲难得的得意了一把。

咱们再回到我爸出云后一低头发蒙那一刻。为什么蒙了，因为按照他的飞行路线，这个时候，飞机应该飞到朝阳上空了，不过父亲却没有找到朝阳地区的地标。取而代之的，下面是茫茫一片——大海！

越看越不对头，怎么会飞到海面上来了？这个时候，首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位置，才能处理好这个特别的“险情”。其他什么责任、事故原因、怎么向上级解释不是叛逃什么的都是以后的工作了。

再扫一眼罗盘，刚才还正常工作的它，这时开始滴溜溜乱转起来。

父亲明白出状况了，应该是偏航！根据飞机飞行的时间和速度，推算出此刻飞机应该是在渤海湾上空，向南偏离原航线100多公里。

肯定了自己的位置，父亲不慌了，改变航向朝北飞。速度由700KM/H增加到900KM/H。一边飞一边思量：这种情况还真是第一次遇见，即使偏航也不可能偏100多公里呀？！

战斗机飞了几分钟，看见陆地，开始转向锦州方向飞。又查了一下罗盘，发现这小子还在自己转着玩呢！于是放弃看罗盘，直接按地标飞行。进入锦州机场空管范围，与地面联系上了。父亲准备降落。

此时的父亲，已经是一个有10几年飞行经验的老资格飞行员（1951年开飞）了。经过的险情和其他风风雨雨也实在是不少了。父亲明白，刚才的发生的事情，会被某些想象力丰富的人演绎成父亲的又一次“立场动摇”。

父亲的飞机着陆后，机场的地面工作人员惊奇的发现，这架刚刚降落的歼五发动机继续运转，飞行员不下飞机！怎么回事？

这是父亲故意的。作为一个老飞行员，飞过各式苏联飞机，有这么一个经验：有时在空中，飞行员发现飞机某个部分运转不正常，向地面报告后降落检查，发动机熄火后，地勤人员一检查，没问题呀！

所以后来有经验的飞行员遇见这种情况，飞机落地后不关发动机，让地面人员认可飞机故障部位，这样就没有责任了。

父亲就这么在机仓内呆着，看到地勤战士围上来后对他们说：“找一个特设师（管无线电等专业的）来，飞机的罗盘有问题！”

特设师抵达后，当着父亲的面检查罗盘等仪器，最后确认，罗盘工作不正常，偏离正确值60多度。

听到这个结论，父亲关掉飞机发动机，让地面的工作人员把飞机拉走处理。

事后结案，这个问题的责任是大修厂的。飞机修好后，大修厂应该校准罗盘等仪表，但这次他们疏忽了，造成了父亲偏离航线100多公里。要是当时天气恶劣，能见度不好，父亲按照罗盘飞，没准去哪了。韩国？日本？也许油尽坠入大海？

相信不管怎样，父亲都能飞回祖国的，我有这个信心！

在锦州停留了一夜，罗盘校准后，父亲起程返回华北某空军基地。

男儿有泪

看了不少关于空军的回忆文章，内容都涉及打下敌人多少飞机，参加什么空战之类的。

于是我很遗憾的对父亲说：“您怎么就没打过空战呢？！如果打下几架飞机，那该多过瘾！”

父亲回答：福建轮战，自卫反击都算参战了，本来就是打仗，只是敌人没有过界，所以没打起来。我们可是时刻预备着开打的！

1979年1月，中央军委准备教训“越南小霸”。父亲的部队也要开到第一线。

家里的气氛很凝重，哥哥1978年底已经被父亲送到部队当兵去了。得知父亲要上前线，奶奶、妈妈、姐姐都很担心。年幼的我无忧无虑，每天照样玩的昏天昏地，全然不管大人们的心思。

姐姐回忆，那个年代，经常报道北越军民击落若干架美军飞机，似乎只要飞机出现在北越上空，就会很危险，于是大家都有一个印象，越南的防空很厉害。

这次父亲上前线，可能是生离死别！

如果当时我们可以预知未来，知道在我人民空军的优势兵力压迫下，越空军根本不敢跟我们交手的话，也许不会那么担心。

没有人有特异功能，所以亲人们还是在担心着。

父亲出发的那天，家里人都送到楼外，除了我，每个人都对父亲千叮咛万嘱咐，说个没完没了。父亲却很坦然，说：“军人嘛，就该打仗，上战场”。又对母亲说：“照顾好家里”。说完就走了。没给我留下什么儿女情长的印象，也没给我们写什么最后的话……

半年过去了，自卫反击战已经胜利了很久，父亲的部队却还没回驻地。母亲经常去师里打听父亲他们团什么时候回来，却一直没有肯定的答复。

终于有一天，师里的参谋告诉母亲：父亲他们明天中午回来！

第二天，母亲例外的没有让我上学，带着姐姐和我坐交通车来到了机场。登上跑道旁的一座山的山腰，坐下来等。

山上没有树，只有酸枣丛和一些不知名的灌木，灌木从中开着一些野花。妈妈和姐姐采着野花，束起来并成一捧。

歼七战机的轰鸣声从远处传来。“来了！来了！”我雀跃着。

眼看着一组组四机编队出现在视野里，我大叫：“爸的飞机换颜色（忘了是什么颜色，只记得很美！）了！真漂亮！”

几十架歼七停稳后，妈妈带着我们跑向飞行员休息室。父亲和一群飞行员穿着抗荷服，全副武装的正走过来。姐姐迎上去，把满捧的野花献给了父亲：“爸爸，给您！”

父亲高高的举起那捧花，对大家说：“给咱们十X团的！”我忘了飞行员们的掌声持续了多久，只记得当时自己觉得好象是在某个电影场景里。

后来我就睡着了。

那天，前来迎接这些凯旋归来将士们的老百姓，只有我们……

让我们回到40年前：金门炮战后，父亲他们部队来到福建前线轮战。那是实实在在的打仗啊。每次飞机编队起飞迎敌，战斗机上的每门机炮，都是炮弹上膛，随时准备开打。

关于一级战备值班，在父亲的记忆里，也是福建轮战期间最多。

部队初到前线时遇到一些困难，摘录一些父亲的回忆：

“部队由北方到南方，在地理与天气条件上很不适应，经常处于被动，如南方的天气不是下雨就是多云，在复杂气象下的飞行我们北方部队很少进行过训练；台湾处于大陆以东270公里处，天亮时间比大陆早30分钟，敌人利用这一特点，每天在我们天亮前30分钟起飞，这时我们大陆还是晚上，飞机还起飞不了；由于台湾离大陆机场270公里，他们起飞后向大陆方向直线上升，到了大陆，飞机高度已爬到14000米了，正好是战斗的最有利高度，而我们机场靠近海边，起飞后又不准向海上爬高，在高度上，我们都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应敌。面对上述情况，我们一面研究对策，一面加紧练兵，趁敌人不出动的空隙进行训练，将在北方难以进行训练的科目突击训练出来，提高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的做战能力。”

那时的形势的确紧张，海上有美国的第七舰队虎视眈眈，空中有台湾飞机不断的挑衅。父亲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的战斗起飞，要不就是战备飞行训练，那身飞行服，白天就跟长身上似的，从不脱下。

那时海峡对岸的飞机编队每天起码要来骚扰我们一、两次，有时多达四、五次。

没有休息日，飞行员们就是这么一天天的忙碌着，有时地方政府组织文艺团体来慰问子弟兵，也是到机场搭台表演，没有任务的时候，父亲他们也在一旁观看，但经常是节目演到一半，战斗铃响了，“八大金刚”就要应声而起，起飞迎战。

逼退了敌机后，8个人又回来接着看演出。

有几次，父亲他们刚落地，还没来得及离开飞机座仓，上级通知敌机又来骚扰，八架飞机加满油后便立刻再次起飞执行任务。

父亲所在的空X师十X团2大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战斗集体。八个飞行员配合默契、技术过硬、经验丰富。八架飞机在空中的编队如同一人驾驶，进退自如。

我军战斗机编队起飞后的任务是：监视敌机编队，阻止其进入我内陆地区，也就是不许他们越过大陆海岸线。一旦对方越界，一场恶战不可避免。

国共双方的空军飞行员在这种对峙中，即使没有开打，手底下也是较着劲的。

例如，单说这紧盯战术，实现起来就没那么容易。就象在地面开车，甲乙两辆车并排行驶，甲车要盯着乙车，要求两车车头保持平行。同时乙车要尽量摆脱甲车的跟踪。大家想象一下：不简单吧？

在空中，完成这样的任务就更困难了，要求我们的八机编队每个飞行员心意相通，速度相同，保持队型的同时。敌快我快，敌慢我慢，始终不能给国军对手们一点空档，让他们进入海岸线半步。

尤为复杂的是，飞行路线并不是笔直的，而是曲曲折折，不断改变方向的。原因嘛，大家看一下中国地图福建广东一带沿海的海岸线就明白了。

这样的对峙，绝对是对飞行员毅力和技术的考验，也是对一个编队整体素质的检验。

父亲他们赢得了对手的敬重！

1960年初，这天，台湾的飞机数次来骚扰我方，父亲他们数次起飞迎战，整个机场非常忙碌，充满了战斗的紧张感。

八架飞机最后一次战斗飞行结束后，已近黄昏。父亲他们再值一会班就可以完成这一天的任务了。

这时，地勤军械员向上级报告，说父亲的飞机，少了三发炮弹，分别是一发37MM口径和两发23MM口径的。

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故，一定要追查出炮弹的下落。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武器管制非常严格的国家，部队任何的武器、弹药的去向都要清清楚楚，决不允许有任何马虎。

事情发生在父亲的飞机，就要追查父亲，要他交代这三发炮弹哪去了。

歼五战斗机有大小三门炮，一门37MM口径（40发炮弹）；两门23MM口径（各80发炮弹）。每次战斗飞行，飞机起飞后，飞行员要将大小三门炮的炮膛内都要装上炮弹（不可以在地面上膛，怕走火），这样才可以随时发射。有点象步枪的子弹上膛。

天黑了，二大队的战友们吃完饭，回宿舍休息去了。政工干部，保卫干部和相关领导组成的调查组开始对父亲“审查”。

对于造成丢失炮弹的原因，审查的重点最后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可能是父亲在飞行时不小心按了发射按钮，射出了三发炮弹。另一个可能是父亲进行了两次炮弹上膛的操作，第二次操作将已在炮膛内的炮弹顶出去了。

父亲回忆：今天执行了好几次战斗任务，每次飞行起飞后都做了一次炮弹上膛的动作，没有印象做过两次。

误按发射钮的情况基本可以排除，如果父亲射出三发炮弹，编队里的其他战友也可以发现，更何况机炮射击父亲肯定是知道的。

排除了误射这个可能性后，审查的方向就转到了“两次装弹”上。上级要求父亲一定要回忆起重复装弹的地点，要派人将炮弹找回来！

类似事件以前在空军部队还真发生过，有个飞行副师长在飞行时不慎二次装弹，炮弹掉在某山区，结果地面动员约一千多部队战士和地方民兵进行拉网式搜索，找了几天，最后找到了炮弹。

只要父亲回忆起“掉弹地点”这样的搜索便会再次发生。但他实在想不起来自己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多余的动作，也许是自己没意识到？父亲使劲的回想着这天的每一个操作动作，并没有发现有什么“误操作”。

可炮弹又真的少了三发，想到这，父亲表了态：“我的飞机少了炮弹，应该是我的问题，可我在空中没有打炮，也没有装两次炮弹（上膛），实在是想不起来。”

有人很严厉的说：“一个大队，八架飞机，怎么只有你的飞机少了炮弹？”

父亲回答：“我不知道。”

“那炮弹到底什么时候掉的，在什么地方掉的？”

“在哪掉的也不知道，不过我承认丢炮弹是我的责任，也许是我操作失误了吧？”说着说着，父亲也开始怀疑起自己来。

“光承认错误还不够，一定要想起来炮弹掉在那里！今天就到这吧，先回去休息，好好回忆一下，明天再来”

从第二天开始，父亲在每次执行完战斗飞行后，多了一个任务，就是到调查组去“交代”情况，说明丢失炮弹的去向。

父亲还是回忆不起来，渐渐的，他感觉战友们看自己的眼光不对了。

一个飞行员，最重要的一个品德就是诚实，出了错不承认，不讲清情况，那就是不诚实，不配做一个战斗机飞行员。战友们都会看不起这种人！

就这样，战斗飞行、交代问题、战斗飞行、交代问题。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却始终没有一个让调查组满意的“交代”，被有些人拍桌子喝斥“不老实！”。

他想到了由于母亲的归侨身份；这次参战的一波三折；师、团两级政委写下的担保书；想到领导和战友们从此对自己的“看法”，父亲的压力很大，饭也吃不下去了，但还是回忆不起自己哪个动作没做对、炮弹哪去了？作为一个飞行员，诚实要求他不能讲假话，胡乱编一个炮弹的下落。

一个多星期后的一天，完成飞行任务后的父亲照例去工作组“交代问题”。

门开了，父亲飞机的军械员冲了近来，大声报告：“找到了！找到了！那三发炮弹在弹药库的一个弹药箱里！是我的责任！是我的责任！”一边急急的解释了起来。

原来，完成战斗飞行的飞机在落地后，除加油、加气外，军械员必须完成这么一个操作：把飞行员在空中装入炮膛的三发炮弹卸下来，再装回飞机的机炮弹仓。也就是说，为了避免走火，飞机落地后，炮膛内不能有炮弹。

那天，父亲他们执行完第一次战斗任务落地后，人还没有离开机舱，又接到战斗命令，要他们马上起飞，父亲飞机的军械员卸下炮弹后没有来得及安上（也可能是图省事，因为另外七架飞机的军械员都把炮弹装回去了），父亲他们大队就又起飞了。

之后，“八大金刚”又起飞了几次，使父亲飞机的军械员忘了曾经发生的这档子事，造成父亲被“审查”了一个多星期。

听了军械员的解释，父亲站了起来，走到他身前，紧紧的握住了他的手，说了声：“谢谢你！”就梗住了，眼泪夺眶而出。

过了一会，平静点的父亲说：“没有你这个报告，我一辈子都有口说不清（这件事）呀！谢谢你！”

误会解除，父亲放下了思想包袱，又生龙活虎的回到了战友们的身边。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4月份，父亲在福建前线的一次训练中遇险，无线电与全罗盘失灵。

父亲飞回了机场。

晴空霹雳

父亲属马，不爱吹牛。要吹就吹战友，说“当年我们八个人……”或者“那个XXX真能打！”我心想合算您老人家当时是个旁观者兼文书记录啊？没您什么事，记性倒挺好！

试着替我爸吹吹牛，写出来自己都不忍心看，删除了事。

于是我说：“你们那八个人现在就剩7个了吧？”

“对，老陆今年春节去了。还有你衣伯伯也全身瘫痪，话都说不出来了！”父亲的语气有点沉重。

“那您可要注意身体，一定要坚持住，我这正宣传你们呢！要多锻炼！”

“什么？我这个样子，哪还锻炼的动？”父亲居然跟我急了。

“哎哎哎，您以为翻跟头、爬树才算锻炼啊？！您这岁数多出去走几圈，就算健身了！一定要端正锻炼态度，每天闷在家里可不行！”

“要不‘老飞行员形象代表’的光荣称号就授予飞一号机的金伯伯了啊！”

在咱的谆谆诱导下，父亲出去“锻炼”了15分钟。

1953—1968年，杨村机场是父亲最主要的家，期间他们全国各地的飞，去执行任务，战备值班。但对杨村，父亲始终有着特殊的感情。在这里，他认识了母亲，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一双儿女，最重要的是，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青春。一个人，中年以后，最怀念的，应该就是他的青春岁月了，不管是颠簸流离还是春风得意。那风华正茂的年月只有一次，那是人生的黄金年代。

提过几次父亲当复杂气象教员。究竟什么是复杂气象，我请教了一下父亲。他说：复杂气象，就是满天都是云，最好还下点雨；当然下雪也行，只要空中云很多就可以。飞行员在这种情况下，以仪表飞行为主，目视飞行为辅；这气象条件在北方不容易遇见，那富有诗意的蓝天上飘着的东一朵、西一朵的白云可不符合复杂气象的定义。

云怎么多都不怕，怕的是打雷闪电，云中带电也不行。飞机如果被雷击或在云中触电，机毁人亡是肯定的。

所以每次部队进行复杂气象训练前，都要有一名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先起飞，去看天气。

看天气的内容是：看空中的能见度；根据仪表和目测，考评云中气流的稳定性、是否带电（如云带电，飞机仪表会有异常反应）；云底高度、云顶高度；云的层次、分几层，每层云的高度等。

飞机返回后，该老飞行员要将空中的情况向大家一一介绍，修订出有利于训练飞行的最佳高度，但尤为关键的是，他要决定当日是否可以进行复杂气象训练。所以说，看天气的飞行员，在复杂气象训练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北方出现复杂气象的时候不多，所以北方的空军部队要定期到南方进行专门的专题训练，以期达到全天候作战的标准。

杨村机场的上空，一年中偶尔也会出现几次复杂气象，每逢遇见这种机会，父亲他们都会“欣喜若狂”，迫不及待的早早等在机场，全副武装。带着新飞行员们，希望他们能够多几次这样的训练机会，早日成长起来。

大概是1964年左右的一天，气象预报该日将有复杂气象。飞行员们一早集中在机场，准备训练飞行。

大朵大朵的云飘在空中，好象是在称赞我们天气预报工作的准确。

照例，要有一个“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先起飞去看天气，这次轮到父亲。

父亲起飞后就漫天的转悠，东游西荡，到处考察。“足迹”遍布各个空域。光转悠不行啊，还要观察、记录，要把各处的云层高度、厚度记下来。找到最适合训练的空域和训练高度。

父亲转悠着转悠着就来到一大片“肥厚”的云层前。左看右看觉得它别扭。为什么？因为它有点“黑”。有飞行经验的朋友都有这个常识，如果空中飘着大朵的黑云，那肯定没“憋”着好事。不是掺着冰雹，就是夹着闪电。小时侯经常看到远处有民兵或部队用高射炮打这种云，打一会就散了，很有意思。

父亲看到这片云，觉得要进行一个专题“调研”，查了一下仪表，没有发现异常，再看看它，觉得颜色还没那么“黑”。北方来这么一次复杂气象不容易，不能因为这么一块“半黑不黑”的云，就剥夺战友们的训练机会啊。于是父亲决定飞进去看一看。

说道这穿云，据父亲讲曾经是他的最爱。飞行时，如果飞行路线上有一朵朵的白云，只要让父亲看见，就一定要穿过去。他说：“穿云的感觉还是很好地”，我问怎么个好法？他却回答不出来。又说：“也没什么特别的。”我的估计，开飞机穿云跟咱们开车时加速过路上的积水洼的感觉差不多，也就是好玩而已。

看天气时也肯定要穿云的，观察云底、云顶高度和云层厚度时，理所当然的要钻进去看看，不过这就是工作需要了，跟爱好没关系。当然钻云有一个前提，有危险迹象的云不能钻，如：打雷闪电的云，带电的云，有冰雹的云。

通常情况下，有雷电的云在云层外就可以看见，自然没有人会飞进去。飞机靠近带电的云时，机舱内的罗盘什么的指针会发生不稳定的现象。也不会有人冒险。有冰雹的云是个黑锅底，也很好认。但实际操作起来，情况就复杂的多了。例如今天，父亲就遇见半黑不白的深色云了。

父亲对准“杂色云”一猛子扎进去。正要体验回味一下穿云的乐趣，只听的“啪啦”一声巨响，机身一震，发动机转速骤然下降，发动机温度一下子升高，整个飞机向地面栽去，升降表的指针也指到了极限，发动机马上就要停车……

父亲被“敌人”袭击了！遇袭后的父亲赶紧采取措施试图“反击”（具体操作很复杂，我也听不懂，就不转述了）。但还没来得报复“敌人”，飞机已经掉出云层，发动机一切恢复了正常，整个过程不过一、两分钟。

躲过一劫的父亲没有返航，居然继续看天气去了。完成了整套看天气的程序，驾机回到机场，机舱盖一打开，父亲立刻宣布：“取消训练！今天不能飞！”

地勤一检查父亲刚才飞的飞机，发现机身蒙皮被打了6个坑，判断是冰雹干的。

原来，父亲刚才穿的是带冰雹的云，云中的冰雹可能进入了发动机的进气道，造成发动机工作不正常，转速下降。也亏得如此，使飞机迅速脱离冰雹云，不然进气道被冰雹堵住，后果不堪设想。也幸亏那片云不带电，否则更加危险。

林彪，又见林彪

看了林彪与某部飞行员的合影，不禁把父亲与林彪的两段“交往”记下来，就当成他空军生涯的一点小故事吧。

我对父亲说：“好象林彪跟您有点缘分呀，跟咱透漏点林总内幕吧！

父亲回答：“啥有缘不有缘，我认识林彪，人家可不认识我。”

作为一个军史党史的业余爱好者，我对林彪这个开国元帅还是有点兴趣的，怎么着也要把父亲或远或近与林彪接触的小花絮折腾点出来吧。

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父亲交代了他与林彪“接触”的全部经过。现记录如下，供大家批判。

1961年初，北空在汕头举办了一期“复杂气象飞行”训练班，已经是团领航主任的父亲担任训练班的教官。

训练班连教官带学员一共三、四十人。学员都是北空各部队大队长——副师一级的飞行干部，毕业后他们也都将成为“复杂气象飞行”教官，将好的飞行经验推广到各部队。

一天，正在课堂里的大家接到通知：林副主席马上就要来看望大家，马上出去紧急集合。

大伙赶快跑出去站成一排，列队迎接林副主席。

由于很多人是第一次被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接见，不少人很好奇，想仔细看看这位传奇元帅，父亲也不例外。

不一会，林彪的车队到了，只见林彪从其中一辆车里出来了，先下车的工作人员将手放在车门框上，护着车门。

穿着军便装的林彪下车后，朝父亲他们走过来，后边跟着3、4个人。复杂气象训练班的负责人校唯明在一旁陪着。

到了队列前，校唯明按着顺序一一向林彪介绍着每个人的情况。林则同队列里每个人握手，问着同一个问题：“你今年多大年纪？”

借着跟林副主席握手，回答问题的机会，父亲仔细的观察了一下林彪的样子。

父亲回忆：“林彪长的跟当时报纸上登的照片一模一样，比较特别的是眉毛特别长，尤其是眉梢，异于常人。”

问到杨茂之叔叔时，校介绍说：“他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

林说：“好！”

由于林彪问的是同一个问题，所以大家的答案都很简单：“30、32、29、28……”

问到一个学员时（他不是从航校毕业的，而是从速成学校毕业的），他回答“42岁。”

也不知道是林彪没听清还是听错了，赞道：“呦！22岁，一个比一个年轻嘛！”

一会工夫，巡视完毕，领导一行人乘车离去。

“呦！22岁！”让父亲记忆犹新。不过说实在话，五、六十年代的飞行员们，对这样的“接见”，并不是很激动，为什么？因为太多了。那时侯的首长好象都喜欢看飞行表演，接见一下飞行员，尤其是父亲他们，对类似的“接见”应该更是习以为常。

第二次见林彪，准确的说是见林彪的专机，是他作为专机指挥员后所完成的一次任务。细心的朋友通过我的介绍，应该能知道父亲部队在1968年以后的驻地了。

1969年9月，父亲结束了在四川大足和浙江嘉兴的复杂气象教学任务，返回部队。

1969年10月5日一早，刚起床的父亲接到通知，说今天有专机指挥任务，要他做好准备。父亲马上收拾完毕，坐上了提前去机场的专车。在车上，上级告诉父亲：“今天林副主席要来视察，你的任务是指挥专机，责任重大！”

到了机场，父亲按专机指挥程序，要求各方面做好准备工作，并一一亲自落实。机场的工作人员都在各自忙着，所有人员迅速就位，机场已具备专机的指挥、降落的条件。

过了一会，在塔台上指挥的父亲接到上级通报，说：专机已起飞。我方雷达也看到了，一共三架。父亲不断引导着飞机的航向。不一会，有两架飞机降落了，一架是子爵号，另一架是伊尔—18。大批在地面等侯的各级领导正要上前迎接。却发现上面坐的都是工作人员，林副主席并不在这两架飞机上。

原来，此时还在空中的那架子爵号，才是正宗的领导专机。专机上的机组人员通知父亲：先不降落，还要转转。只见专机继续向西飞去，雷达显示林彪座机已飞到五台山地区，正在平型关一带盘旋。

塔台内的参谋们议论起来，都说林副主席怀旧，在怀念过去打仗的地方呢！

查了一下关于这次林彪视察三北的文献记载，这会作为国防部长的林彪正在与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探讨如果苏军入侵怎么对副的问题。好象跟怀旧搭不上界。

作为指挥员的父亲，要全神贯注的保持与专机机组的联系，塔台外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与他无关了。后来听战友讲，工作人员从先落地的两架飞机中卸下不少东西，其中最特殊的是一个专用厕所。

不一会，在山西五台山地区兜了几圈的专机用无线电通知父亲，说：现在我们正在向回走，请父亲指挥专机落地。

专机落地后，“盛大”的欢迎林副主席的场面父亲没赶上（在塔台内战备值班）。后来只是听说林彪下飞机后没说什么话。全是叶群在张罗，介绍各位首长给大家认识。还听说叶群指着吴法宪说：“这是你们的司令吴法宪同志。”吴则大喊：“向叶群同志学习，向叶群同志致敬！”叶群也向吴法宪同志致敬学习了几次。

这段插曲，官方记载是发生在一个商场里，但是否也在机场的时候发生过，由于父亲不是当事人，权且记录下来，备查。

当天下午，林彪要接见驻当地空军团以上干部，父亲由于战备值班（还是在塔台内），又一次错过了与这位开国元帅见面握手的机会。团里其他领导都去了，政委回来很兴奋的对父亲说：“接见地点是6X军的一个招待所，很隐蔽，进去之后转来转去的都不知道自己在哪。”

林彪跟大家一一握手，还讲了一个话，具体内容父亲忘记了。

第二天，一直不能离开工作岗位的父亲指挥林彪专机飞回了北京。

还有一个小花絮，父亲不能肯定，问父亲的战友们，都说有这个印象，但具体内容记不清楚了。

这件大家都有点印象的事件是：好象林彪给父亲部队专门题了个词，但写的什么却忘了。我个人对这个题词表示怀疑。因为父亲的部队绝对不是所谓的林彪嫡系，913后没有一个人被揪出是上了贼船。唯一被审查的父亲也是因为说了句“（直升机）飞机上有好人”而不是因为与林彪有什么历史渊源，而且很快不了了之，比起那些80年代才做了结论的“贼船上的干部”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林彪会给这样的部队题词吗？我深不以为然。再说，如果当时作为中国第二号领导人的林副主席给一个部队题词，在那个年代，绝对是一项值得大肆宣传的头条新闻啊。作为当事部队的官兵，肯定会把这个“题词”倒背如流。怎么会记不清楚呢？

以上就是父亲与林副主席的两段“机缘”，谈不上什么独家新闻，一点回忆罢了。关于林彪的这次视察，目前出版的文献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父亲第三次与林彪“接触”，是在1971年9月13日那个不眠之夜。

当年的疗养

说说当年空军飞行员的疗养吧。

从人民空军建立起，就有了飞行员的疗养制度，规定每个飞行员每年必须疗养一次。文革期间改为两年一次。每次一个月，要求一定要达到30天，少一天都不行，期间不准请假也不接受探视。

一般疗养都是以团为单位，30多个飞行员。由政委或副政委带队，工作人员有航医、体育教员（参谋）等组成，叫集体疗养。

有时如果某个飞行员要执行任务，不能参加集体疗养，但以后可以“补疗”，这种情况叫做零散疗养。

疗养的时间一般安排在7、8两个月。这个季节比较热，进行各项体育活动如游泳等不会受天气影响。

疗养地点都是好地方，北空部队主要去北戴河、兴城、青岛、杭州、临潼、庐山（夏）、武汉东湖（冬）。

每个疗养院的规模一般都可以同时接待3、4批飞行员、共100多人。

飞行员一入院，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列队欢迎，将他们送到早已准备好的宿舍休息，两人一间。

第二天，开始体检，疗养院设有一个体检组，任务是对每一个飞行员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共体检两次，入、出院各一次，医生要将每个飞行员入院和出院时的体检结果进行对比，以考评疗养效果。

主要比较的有：肺活量（增加为好），体重（减少为好）等。

航医为每位飞行员建立了一套健康档案，个人的慢性病资料以及治疗过程一一记录，在疗养院备案，进行专项治疗。不过我对疗养院的查病和治疗水平一直有疑问。原因是我父亲的一个慢性病，父亲背痛，疼了很多年，每次疗养都就这个毛病检查治疗，但一直没有治好，也没查出病因。

直到我2、3岁时父亲肾结石发作，医生才发现他背痛的原因是因为肾结石。这么多次体检，就没有一次查出这个问题，疗养体检的水平看来不太专业。

飞行员疗养的另一个任务是锻炼，有专门的参谋做教练，运动项目要做记录，如长跑、俯卧撑什么的，游泳每天一次，每次至少要游两小时。

每天上午为治疗时间，下午是锻炼时间，中午有个午睡。

疗养院有生活护士，负责安排飞行员的外出活动，如：爬山，参观等。父亲说，这么多次疗养，反正北戴河24个景点肯定是都去过了。

每次疗养，院方还要组织一次远足活动，需要一天的时间，以北戴河疗养院为例：去山海关、孟姜女庙或是老龙头。中午在秦皇岛吃饭，那里有专门接待飞行员的饭店，伙食非常好。

星期天自由活动，父亲就去拣贝壳或去海边看疗养院的船队打鱼、钓螃蟹。父亲跟船工们很熟，如果要结束疗养了，离开当天就买些海产，煮熟后带回家给我们吃，记得有一次父亲带回了当天北戴河捕捞的最大的一条乌贼。

那时的北戴河海滨，还不是旅游区，人很少，没有游客，只有本地居民和渔民，军事禁区也很多。

父亲在海边，看到鱼船上打来的死螃蟹，一动不动，但放入海中不久就会活过来，很快就会游走。僵死的乌贼鱼，象一滩泥，但放入海水中，也会立刻灵活起来，尾部喷一股黑水，一晃就不见了。类似的见闻，父亲给我们讲了不少，挺好玩的，使我从此喜欢看动物世界之类的节目。

空军北戴河有一个打渔队，所以飞行员们吃海鲜很方便，但这个打渔队后来被取消，空勤灶要做海鲜就要去市场买。飞行员那时一般一星期能吃一次螃蟹，对虾经常能吃到（现在绝迹了，估计都是因为这帮飞行员吃太多了）。

零散疗养的飞行员比较自由，基本没人管，体育活动自己安排，外出集体活动可以跟其他单位的飞行员一起。父亲执行的任务多，“零散”了很多次。

疗养，也是各部队飞行员们交往的好机会，不夸张的说，父亲通过疗养，结交了很多其他部队的朋友，这个圈子很小，什么谁穿“蘑菇云”谁立功、谁闹笑话什么的没人瞒的住。不知现在的飞行员们还有没有这种互相交流的机会。

父亲去过西湖疗养院两次，关于父亲在那的经历，以前我介绍过一些，反正是见了不少“外人”，破坏了疗养院的正常“疗养秩序”。

不过父亲还是很喜欢那，他说西湖疗养院很正规，伙食很好，坐落在西湖边的半山上，与林彪别墅是一个建筑群，距离西湖步行只需7、8分钟。

父亲说西湖疗养院的厨师很厉害，1981年那次去西湖疗养，厨师们犒劳父亲他们，特意做了108道点心，道道不重样。还对父亲他们说：“先别吃，仔细的全看一遍！”

大伙抑制住贪吃的本能，好不容易结束了参观，一声开动，全体飞行员一轰而上，大抢特抢，桌上的“艺术品”被一扫而光，非常的有损形象。

父亲没抢着几块，如今提起来，似乎还有点遗憾。

小时侯，如果听说父亲就要从疗养院回来了，总是非常高兴。因为家里会很热闹，除此之外，父亲还会带来很多礼物给我们。什么螃蟹，贝壳之类的。

父亲的手很巧，用贝壳粘出一个个工艺品：台灯、烟灰缸……永远难忘的，是父亲为我粘了一个花果山！花团锦簇之内，一众小猴嬉戏玩耍，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与唐僧神态、姿势各异，伫立其中；当然还有那个白骨精，穿着长袍，戴着凤冠，对唐僧虎视眈眈。

水帘洞内安了一盏灯，映射着潺潺流水。父亲离家时，我会常常站在花果山前，想象着父亲，会不会在花果山上班？

现在想来，父亲应该是爱我们的吧，不然怎么会大老远的给我们带这些，怎么会挤出时间，一点点的粘那个花果山。怎么会一回家就赶快给我讲故事？离家太久，他是不是也担心自己的儿子不记得有个爸爸？

中华民族的父亲们，似乎总是不擅长表达。

1984年，父亲离休前，部队安排他最后一次疗养。地点是北戴河东山疗养院。

疗养结束前一星期，父亲好象才想起我。让我坐火车到北戴河，就这样，13岁的我第一次见到大海。31年的飞行生涯，20多次疗养，父亲在他最后一次疗养的最后一个星期，“假公济私”了一次。让自己的小儿子看到了大海，住进了东山疗养院，挤在一间有20多个床位的房间。他的待遇，我没有资格享用。

到了海边，我第一时间把手伸进海里，用舌头品尝一下海水的滋味，回头对父亲说：“爸！，海水真是咸的哎！”

这件事，我忘了，父亲却提起过很多次……

当年的空勤灶

说到吃大锅饭，我算是个权威，从小就开始吃了。托儿所、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天天去食堂报道，工作以后也没少吃。吃食堂经验非常的丰富，回想起来，我吃过的各色食堂还真不少，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营大厂，乡镇政府等等等等。

猛然发觉我是吃食堂长大的。

不过在部队大院生活期间，我一直是在家吃饭。偶尔去机场看飞机时，跟战士们混在一起抢饭吃，也觉得饭菜很香。都说陆军的伙食不好，曾经跟我哥去看他参加野战军的同学，他们半熟的青椒炒土豆片，我也吃的倍儿香。害的那个陆军战士同学都不好意思当着我的面抱怨陆军的伙食。

所以，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没有吃过空勤灶。不但没吃过，连见也没见过。

好象我哥啃过空勤灶几口。这次去八一飞行表演队，看着熟悉的营房，我哥感慨万分，突然问了个问题：“那个空勤灶食堂旁边，是不是干部灶？”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后，他沉浸在愉快的回忆里：想当年，他3、4岁的时侯，母亲带他来部队探过一次亲，每天在干部灶吃完饭的他，都要到空勤灶门口流连一阵，刚开始可能是想看爸爸，后来动机就不是很纯正了。

飞行员们看见孩子，总是非常亲切，照例是要逗逗的，把我哥拉进空勤灶，这个塞给他一个鸡腿、螃蟹腿，那个递个水果、巧克力什么的。不一会手里兜里就会被塞的满满的。

被父亲发现，他照例会被轰出去，甚至被教训两下，每次我哥都是啃着什么被赶出空勤灶。第二天，他又会准时出现在空勤灶门口，探头探脑……

我就没有这个运气了，不但没吃过，连空勤灶大门20米以内都没近过身——家教越来越严啊！

空勤灶到底是什么？今天我要揭开这个“谜底”。

父亲吃了31年的空勤灶，在这方面，应该是个权威了，根据他的回忆，我把这些年空勤灶的发展简史记录如下。

父亲1951年1月开始吃空勤灶，他记得那时空勤灶分6等。分别是：4号灶、5号灶、6号灶、7号灶、学员灶，其中学员灶又分开飞灶和普通灶。

4号灶是最高标准的空勤灶，航校毕业后的父亲是一直在吃。

1953年1月，父亲毕业分配到部队时，开始吃4号灶。那时的标准是4.7元/天，为什么这么高？因为当时的4号灶是战争灶，是给有战斗任务的飞行员准备的。可能还有飞喷气式战斗机的飞行员（待考）。

那个年代的4.7元，可以吃到什么呢？

那时是分餐制，每个飞行员一个托盘，四个菜。汤随便盛，凉菜如：腊肠、猪肝、猪肚、猪头肉、猪舌头什么的随便吃。巧克力、水果随便吃，有时会把水果送到飞行员宿舍。咖啡牛奶24小时供应，飞行时保温桶就设在在飞行员休息室里。

看了这个菜谱，感觉飞行员吃的大部分都是高热量的东西，是不是因为飞行消耗体力大呢？待解。

对了，夏天，空勤灶还会做冰淇淋、冰棍、冰水给飞行员们。

记得小时侯商店卖冰棍，有三分的和五分的两种，最高级的是雪糕，大概是一毛二，没怎么吃过。

但我还是很有口福的，我吃过空勤灶做的奶油冰棍。有一年夏天，不知为什么，空勤灶的师傅们开始卖冰棍了，可能是为了解决一些随军家属的就业问题吧。

每天中午1点左右，刚出“炉”的奶油冰棍推出来，我们一大帮等候已久的大人小孩一轰而上，4分钱一根，立刻卖完。数量有限，一天只有两小推车。

那个冰棍的滋味特别的好，没有冰茬子，奶油味十足，虽然现在各种品牌的冰淇淋那么多，但那种味道却再也找不回来了。

空勤灶的奶油冰棍生意，只进行了一个夏天。

5号灶父亲没有吃过，有些细节记不太清楚了，标准大概3.7元/天。用餐的大概是没有战斗任务的飞行员。

6号灶：航校飞行和不飞行的的教员，每顿好象比航校学员多一个菜。

7号灶(2.7元/天)：螺旋桨飞机和运输机、轰炸机飞行员和机组成员。

学员灶：标准比7号灶低一些（大概是1.14元/天）。

分开始飞行的学员灶和正在理论学习的普通学员灶两种。

父亲记得开飞后的学员灶肉类比后来的4号灶少些，水果巧克力定量，每人每天要吃两个生鸡蛋。

小时侯去机场，经常有飞行员递给我一个半生不熟的煮鸡蛋，以示友好，我坚决的拒绝了，看着那些飞行员叔叔喝“溏心蛋”时津津有味的样子，认为很不可思议，那玩意怎么可能好吃呢？现在想起来，他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应该是航校空勤灶培养的。

分到部队后，父亲他们就成了稀有动物，为什么？听我慢慢道来：

那时的航空师，编制早就建立起来了，各种岗位的人员也早就配齐了，除了飞行员。

父亲那批有14个飞行员被分配到一个部队，那个部队共有多少飞行员呢？

答案是：14个。

当然飞机有很多，但没人飞。有朋友可能会问：那些以前毕业的飞行员哪去了？答案是：在抗美援朝前线。不仅如此，如果不是及时停战，父亲也将在鸭绿江一带的米格走廊游猎，没准还一不留神立一功、两功的，其实他们上前线的日期已经定了。

4.7元的战争4号灶，父亲吃了一年多。这4.7元是这么分配的:早餐0.9元，午晚餐各1.9元。标准实在是高。有多高呢，1954年之前，部队实行的是供给制，父亲他们每人每月的津贴是1.1元。后来涨了点，也不过6元/月。

这些飞行员一个月的津贴还不如他们一天的伙食费高！

要是把伙食费发给个人，那有多好哇！

如果把伙食费发给个人，一天4.7，十天47，一百天470……发财了！

当然这是理想状态，几天不吃不喝，他们会被饿死的。飞行员平时不准出军营，没地方买食品，有钱也没用，再说了，上级也不允许啊。

还是有人惦记这4.7元的，包括父亲。怎么办？退伙！

退伙，顾名思义，就是退伙食费。我前面提的那种把伙食费发给个人的设想容易出人命，当然是行不通的。不过，飞行员们再忙也有休息的时候啊。

休息日，小伙子们都揣着手枪上街玩去了，不回来吃饭。空勤灶当然应该把那天的伙食费退给人家；这就是退伙，不过次数太少，发不了财，父亲的印象，这种机会一个月最多一次。

父亲他们的休息日是这样度过的：

凌晨5点多钟，飞行员们起床，准备飞行，喝完两个生鸡蛋，一杯牛奶后，来到机场，正式吃点早餐。把飞机拉到起飞线时，还需要打开跑道灯。

天一亮，飞行员到场，开始飞行，两个起落结束后，大概是8点多钟了。

飞行结束，“休息日退伙之旅”正式启动。

飞行员小伙子们坐车结伴到达天津市，除了手枪，先将其他累赘东西寄存在一个熟悉的小饭馆老板那。小饭馆的名字叫“小食堂”，大概位于天津东站和劝业场之间。

然后去看一场电影，军人半价——1毛钱。

电影结束后，回到小食堂吃饭，中、晚餐都在这解决了。父亲中午一般点一碗面条，一个辣椒炒肉丝；晚上点一杯葡萄酒、一个河螃蟹。午、晚餐各5毛钱。

晚饭后，去劝业场看越剧，父亲记得起名字的是一出由“上海女子班”演的《碧玉簪》。

看完戏后回部队，第二天去退伙。扣去早餐的9毛钱，可以退回3.8，减掉在天津的花费父亲还能剩下2.4元，是他津贴的两倍了，小伙子们还是很满足的。这种情行持续了一年多（供给制取消后就没人这么干了）。期间父亲用退伙的钱买了一个提包（1块多）、一个柳条箱（后来被军管会扣押的那个）、一条被面、一套棉便服。

以前我提过父亲他们空勤灶师傅的水平是国宴水平的，总理在这里宴请外国元首，也丝毫不会觉得怠慢了客人。

的确如此。不但厨师的水平很高，连服务人员也都各有绝活。父亲回忆，当年他们空勤灶的厨师分工很细，分专门炒菜，切菜，配菜的，还有专门端菜的；端菜的师傅很多，都有绝活，可以把大大小小30—50个菜碟放在一条手臂上，走路时悠着劲，手臂平伸着左右荡着，一个碟子都掉不下来，盘子里的菜汁也一滴不洒，真是绝了。

那时空勤灶分中餐和西餐，飞行员们可提前一天选择。餐具却一律使用刀叉，可能是学苏联人吧。我家现在还有一套当年空勤灶使用的刀叉。是美国大使馆当年的餐具，叉子和勺的尾部铸着大大的US字样。餐刀的材质很好，乳白色的把（象牙把？）50多年过去了，刀锋依然很锋利，切牛扒还是没问题。

4号灶每天晚餐都有酒，平时是葡萄酒，周末会餐就什么酒都有了。

后来战争结束，4号灶的标准也由4.7元/天降为3.7元/天。这个标准一直持续到1982年，中间曾经一度降到3元/天，但很快就恢复到3.7元的标准了。

有的朋友说空勤灶就是空潜灶，标准是2.5元一天，父亲说反正他们部队的空勤灶从来没有过这个标准，即使父亲在全国各地出差、执行任务、疗养期间，一直是按3.7元/天结算的。

当时这个标准可以使飞行员达到以下生活水平：

蔬菜 1斤半，猪肉1斤，鱼半斤，鸡蛋4个，白糖4两，香油1两，富强面、小站米（驻杨村时）或本地一级米若干，动物肝脏2两，巧克力（定量），点心（定量），牛奶咖啡若干，此外还有复合多种维生素一粒（小时侯吃过，大红胶囊包着一粒黄色维生素药片，据说吃一颗就够一个人一天的需要了）。

到了70年代，空勤灶的等级取消了，只要是飞行员，伙食标准都一样。试飞员要高一些，他们有特别补助，每天多1元左右。

这样也好，免得有人因为伙食标准不同而要求调动。

还真有这样的人，有个大个子歼击机飞行员，1米八几的大个，不知怎么的飞起了战斗机。成天在机舱内被挤的皱皱巴巴的，实在受不了要求调到运输机部队去。但过了一段时间又调回来了，据本人说是因为运输机飞行员的伙食标准太低，宁可回来缩着身子开飞机，这位大个子的“光辉事迹”被战友们取笑到现在。

记得以前我曾经提过有院里的孩子跟我吹牛，说他吃过空勤灶，怎么怎么好吃。搞的我一直埋怨父亲太正统。今年回国还向父亲提起这个使我“儿时心灵受伤”的记忆。

父亲义正严词的断定：“不可能！”

经过我深入的调查研究，还原了整个事情的真相，谜底揭晓如下：

那个跟我吹牛的小子吃过空勤灶的饭菜的确不假，但不是在空勤灶吃的。严格说来，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

原来，航空师有个干部，身体不太好，但还能飞，家里孩子多，太太工作收入不太高，生活上虽然没有问题，但可能比其他家庭稍微紧张些。于是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空勤灶开饭时，他们家的孩子经常借口说老爸病了，不能来空勤灶吃饭，要把饭菜打回去。

说完就伸出个特大号的洗脸盆，每次都可以装的满满的回去，一家子都够吃了。

虽然没人追究，但在部队里，大伙也都对那家人的行为很不已为然。

俗话说：三年饥荒，饿不着厨子。的确是这样，印象中的大厨们都是体格健壮，满面红光的。尤其是4号灶的厨子，飞行员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还不用飞行，运动量也小的多，不胖也难。

不过还是有例外，小时侯经常在路上遇见一个叔叔，姓车，是空勤灶的厨师，慈眉善目、又高又瘦，完全颠覆了厨师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问父亲是不是车叔叔的身材怎么这么另类，是不是有什么内情？

父亲回答，他现在的样子，纯粹是因为吃饱了撑的。

话说1954年左右，年轻力壮的“车炊事员”同志，被分配到空勤灶当厨师。不过那时他还年轻，刚从家乡招来，应该是个帮厨。

有一天，部队晚上放电影，空勤灶的师傅们都要去娱乐一下。但灶上照例要留一个人值班。为什么要值班？因为空勤灶是一个闲人免进的地方，部队的战士有帮厨的传统，每次帮厨的战士还会得到一些伙食上的好处或便利。但他们可以帮战士灶、干部灶、招待灶甚至领导的小灶的厨，但从来不会去帮空勤灶。为什么？太敏感，空勤灶的厨房，那是24小时都有值班人员的。怕敌人下毒，怕食物变质，反正是什么都怕，生怕这些飞行员们哪天由于吃坏了肚子而不能飞行。那绝对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这天轮到“小车”值班，由于是第一次单独值班，所以带班的头还特意向他交代了几个需要注意的事项，然后离开了厨房。

看完电影，几个厨师觉得时间还早，就想回灶上看看，顺便聊会天。

到了空勤灶，却找不着小车了，喊也没人应，大伙不禁提高了警惕：还真有坏人搞破坏啊。于是顺手抄起棍子、铁锹什么的就往厨房里闯……

小车同志躺在厨房的地上，一动不动，眼睛一张一合，肚子却高高的鼓了起来。旁边，旁边是一地的鸡骨头。

原来，空勤灶酱了一大锅鸡，准备第二天用。不知是酱鸡的味道太好了，还是小车同志胃口实在太好，总之车炊事员值班的时候闲着没事，一会一只鸡、一会一只鸡的越吃越上瘾，停不住了。直吃的整个胃被撑爆，躺在地上动弹不得才罢嘴。

事后清点现场，拼出7只整鸡的骨骸来。

大伙七手八脚的把小车送到医院，救回了一条命，但胃却被切除了好大的一块。

从此小车同志就一直没胖起来。

父亲说：空勤灶能够保证一定的高标准，与部队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是离不开的。尤其是部队换防到一个新地方的时候。经常是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当地政府早早的就接到上级相关部门的通报，详细说明如何保障空军飞行员在当地执行任务时的后勤供给，一定要满足空勤灶的采购要求。

大城市好些，如天津市，与部队配合的非常好。把最好的米面供给空勤灶。但有些中小城市，老百姓连富强面都没见过，当地政府要派人专门去外地采购。

我问父亲，有没有地方政府与你们配合不默契的时候？父亲说有：那是70年代中期的某年，父亲部队换防到北京北部的一个县，部队到场，最先做的就是拜会当地地方政府，与当地干部见见面，请他们吃顿饭，参观一下飞机什么的。百密一疏，独独忘了请粮食局的领导。

这下麻烦了，没过几天，空勤灶的采购来汇报，说：粮食局通报没有富强面，只能供应普通面粉。

要搁现在，我们肯定会说：为什么要吃富强面，要吃粗粮嘛！最好在普通面粉里加些麦麸，这样才是健康食品。

可当时规定飞行员必须要吃富强面，这是政治任务啊。

父亲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拜过山头了啊，没得罪谁呀？是不是会餐那天谁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哎呀！忘了请粮食局的了！

赶紧补救，专门请粮食局的大小头目来机场参观，好吃好喝之外，还让他们近距离接近飞机，边参观还边解释：上次来的人太多，没有请你们，怕你们看不清楚飞机。今天人少，让大家看个够。

最后是皆大欢喜，富强面第二天就供上了。

这是个案，在父亲30多年的空军生涯里，只发生过一次。

那个年代，空勤灶的供给要求，在正常条件下，都不是一个很容易完成的任务，更何况，我们的祖国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那么多的“天灾人祸”。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曾经是各级政府的一个“理想”，在老百姓还很困难的时候，给了飞行员们这么高的“生活标准”。人民是做了牺牲的，老百姓是用自己的血汗养活着我们的子弟兵们。

军民鱼水情，不是一句空话。

写到这，父亲说一定要我在文中感谢当年的地方各级政府的支持和老百姓的无私奉献。没有他们，我们的军队，我们的空军不会发展的这么快，这么强。

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空军在汕头进行复杂气象训练，当地的商业局为了保障参加训练班的飞行员伙食标准不下降。动员全体工作人员下乡收购鸡蛋。那是一个有钱都买不到东西的时期呀！商业局5角钱一个收购的鸡蛋，6角钱一斤再卖给空勤灶。

地方政府亏损很大，亏得再多也要供，那是给我们自己的人民空军的，那是为了中国人民永不受列强的欺压，那是为了我们的祖国能够早日具有强大的国防，那是为了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中国人民，真正的站起来了！

中国的老百姓，伟大而平凡着。

父亲说：摔飞机，飞的不好，我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吃过的空勤灶吗？！

援越抗美

越南这个国家，近代史上可谓是一直在打。打完法国打美帝，打完美帝打柬埔寨——当然后来被咱们小小的教训了一下。

有朋友可能会问：援越抗美的时候，咱们空军没去越南啊？难道一直在看你这小子要来个“揭密”不成？

大伙别误会，我写的东西，比官方公布的只会少，不会多，最多在细节上补充一下，决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胡编乱造，无限夸大的演绎历史。

父亲对北越的支持，体现在“运飞机”上。众所周知，咱们当年对北越、北朝鲜、阿尔巴尼亚这些小兄弟们可真是够意思的。出钱出枪不说，经常是咱们还没装备的先进武器，出了兵工厂，就直接送给这些“小战友们”了，还都不用还。“大头”当了不少年，也让咱们当年的国家领导人们，头大了不短的时间。

也难怪后来中国打越南时，攻下来的城市中，只要能搬的动的东西，全都运了回来。这些本来就是咱们的，物归原主没什么不应该。

大概是1966年的8、9月份，父亲接到了一个命令：把五架歼五，送给北越小兄弟。

于是父亲就扛着五架歼五出发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装一集装箱拉走也不是个办法。怎么办？需要五个飞行员把飞机飞到目的地去。

其实对于空军来说，战斗机也是紧俏物资，没有哪个地方随时备着几架飞机送人。于是就各部队凑，父亲的部队出三架，徐州的29师出两架。

这天，由父亲带队，一行三架歼五飞到徐州，准备与另两位飞行员会合后，再把援越飞机送到目的地——南宁。到了南宁，自然有经过我们培训后的越军飞行员将飞机接走。

在徐州凑足了5架战斗机。由父亲担任长机，第二天出发飞向南宁。

期间在广州白云机场加油一次，休息时父亲接到指挥塔台通知：从广州到南宁沿线，天气很好，适宜飞行。南宁国际机场的天气也很好。

这个天气通报，让父亲很满意。飞机加满油后，一行人飞向南宁。

飞到南宁国际机场附近空域时，意外发生了。

机场上空突然布满了乌云，父亲看不到跑道了。云层很厚，云底高度距地面只有50—60米！

这个数据与父亲再三核实，因为我实在是不相信，怎么会有这么低的云？

父亲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在南宁机场还飞过云底高度是45米的复杂气象呢！南宁的气候特殊，不象北方的天气。”

由于父亲他们飞行编队的高度过低，进入地面雷达的盲区，父亲他们不清楚自己的具体位置，地面塔台也看不见飞机，帮不上忙，两边都很着急。

遇到这样的情况，冷静还是最重要的。父亲首先命令空中的5架飞机散开，不再保持原有编队，避免相撞。让各机一架盯着一架，成一字型，跟着父亲在空中盘旋，寻找降落机会。

地面建议父亲带领飞机到别的机场落地，一是去田阳机场，一是去柳州机场。

经过考虑，父亲拒绝了。因为他认为仓促转场，情况不熟悉。这个临时飞行编队更容易出危险。还是要寻找机会在南宁降落。

父亲做这个决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父亲有对付这种复杂气象的办法。具体是什么招我就说不清楚了。但看他当了这么多次空军复杂气象训练班的教官，应该是有绝招吧。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父亲很熟悉南宁机场的气象特点。他说：这天，他们碰见的是“鬼云”，这种云乌黑乌黑的，很厚，但不下雨，一般不带电，来得快去的也快。

说到穿云，看父亲写的《衡阳迫降报告》，好象还挺复杂，什么战斗穿云，S穿云，还都要在地面引导下进行。

有的朋友对当年的飞行员降落时还需要地面引导很不理解，并对当年中国空军的水平产生怀疑，理由是2001年发生在南海的撞击事件，美机在受损的情况下还飞到了海南的机场，由此推断出共军空军不如美军之说。

但是他们似乎忘了一点，不同的时代和科技条件的进步下，进行这样的比较是可笑的，一代机和三代机的设备性能也没有什么可比性。那种比较，如同品评大刀、长矛为什么不如坦克、机关枪杀伤力大。

很不严肃。

可以负责任的说，对于人民空军，不管是老一辈飞行员，还是新一代成长起来的雄鹰们。在同样或类似的硬件条件下，我们飞行员的飞行技术、战术水平和精神面貌，绝不逊色于任何同时代军事强国的同行们。

“临时飞行编队”，在“鬼云”上空继续盘旋。

过了一会，“鬼云”慢慢向南移动，云层中闪出一道缝，露出了机场的一角，父亲的长机对准空隙，带领四架歼五一下冲了过去——看到跑道，安全落地！

哪个部队的

父亲是哪个部队的？我一直没说，只是好几次提过1968年以前他在杨村。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误会。实际上，从《913之夜》中已经可以查出父亲的部队番号了，就是起飞拦截直升机的那个部队。

父亲是空7师的。作为该师最早的一批飞行员，他在这里干了一辈子。从共和国空军序列上来讲，空7师也是比较靠前的。这支部队没有来得及上朝鲜战场，但建国后历次最紧张的时刻，他们都是第一时间到达前线。他们一直驻守在京畿要地，一直是北京城的最后一道战略上的防线。

工作后，有一个同事是空军大院的，知道很多内幕消息。一天，他说：“当年如果苏联进攻我国，XX以北无险可守，XX的那个空7师是最后一道防线，给他们的命令将是坚守30分钟，这个时间够中央转移了，空7师要打到最后一架飞机……”

当时的我心里是不舒服的，难道父亲的部队，是拿来牺牲的吗？

父亲部队没有显赫的战斗英雄，和平时期的他们，没有什么显赫的事迹。父亲的战友们，也象父亲一样，大多籍籍无名。父亲的团，是当年国内仅有的两个歼七团之一，是准备打大仗，打恶仗的。父亲负责飞行训练。没有飞行模拟器，飞行员们就实机操作，单机飞行后，飞行员们在空中没有犯错误的机会。

飞行训练的难度和强度都很大，很多热血男儿为此永别了自己的家人。

每次有飞机失事，家属院内总是一片死一样的沉寂，飞行员家属们都惶恐不安，不知道厄运会降临到哪个家庭。大家都沉默着，等着消息，没人敢去打听，气氛很是压抑。

过了半天或是一天，一支由部队领导、护士、相关人员组成的慰问队会来到家属院。多少颗心在这时会悬在嗓子眼啊！直到这支队伍走到某个飞行员的家里。

不一会，房间里会传来痛哭声，有时因悲痛而昏过去的家属会被送到卫生队急救。

这时专门有一个阿姨照顾烈士的孩子们，孩子的手里塞满了饼干、点心、糖果。孩子大口大口的吃着，高兴的笑着，无忧无虑，孩子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永远不能回家了。

母亲做了几十年飞行员的家属，不知她为父亲担过多少次心，心提到嗓子眼，又落下多少次。

亲人间是有心灵感应的，父亲1975年在衡阳迫降那天的夜里，姐姐做了一个梦：和同学在上学的路上，看见天空中有一架战斗机在飞；她对同学说：飞的多好，那是我爸的飞机！话音未落，看见飞机一头扎向地面……被吓醒的姐姐一夜未眠。第二天和母亲一起去师里问为什么父亲怎么还没回来？相熟的战友告诉他们，的确出事了，但父亲处理的很好，安全迫降，现在正在长沙休整，让母亲他们放心。

母亲也是7师的兵，她到7师比父亲还早。1951年就在7师，虽然那时侯师里还没有飞行员。

她最大的理想是当飞行员，去报名，除了海外关系，一切都合格。只好去学骑摩托车，成了共和国第一批摩托车运动员。

岁月流逝，空7师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留下的全是回忆了。

从某种角度讲，父亲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尤其是离休后，不能及时改变自己，与社会接轨。看着父亲的那些战友，纷纷在离开部队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钓鱼的、玩根雕的。只有父亲，把自己封闭起来，越来越孤僻，越来越沉默，没事就把门关起来。

父亲糖尿病，一只眼睛接近失明，另一只眼睛视力只有0.3。

这次回北京，看到父亲的床头柜里有一叠军用地图，旧旧的，边角都磨烂了，地图表面也磨起了毛。我说这些都是宝贝啊，放在这里可不安全，蚊叮虫咬的。不如存在保险箱里。

父亲紧紧的抱住地图不撒手，说我还要看，要看呢！我说你看的见吗？他说：怎么看不见！你看这张越南地图，这个红线圈的就是我们的控制区，越南飞机只要飞进来就要击落。你看这就是高平、太原，你看……

空中错觉

有朋友看了中央电视台一个采访八一飞行表演队飞行员的采访后问，我父亲是否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打电话回家，有了答案。

首先声明，父亲飞行的31年中，从没在飞行中发生过诸如：见到UFO或看见几百架老飞机陪伴飞行之类的“灵异现象”。但在飞行时发生错觉，感觉天地颠倒，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的事情的的确确经历过，还不止一次，也不止几次，而是发生过十几次。父亲说，这种感觉，每个飞行员都应该或多或少的体验过。我们就把它叫做空中错觉吧！

发生空中错觉后，主要看飞行员的反应和处理危机的能力，如果处理得当，一会就过去了。如果处理的不好，会发生机毁人亡的事故。

空中错觉，简单的说：就是飞行员在飞行时，自身的感觉与飞机实际的状态不一样。

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复杂气象飞行和夜航飞行时。能见度好的白天飞行时，一般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特技飞行时，空中错觉也基本没有发生过。

父亲说，空中错觉有两种，他都经历过。

一种错觉是：飞机处于正常平飞状态，仪表一切正常，但驾驶员感觉飞机在向地面“扎”，或是飞机进入不明状态（驾驶员不知道飞机身在何处、什么位置、什么状态）。

另一种错觉是：飞机已经进入不明状态（如向地面冲），但飞行员却感觉一切正常，认为飞机还在平飞。这种情况最危险。

空中错觉的起因不详，但父亲的认为在飞行员的身体、精神状态不好时，容易发生。如：睡眠、休息不好时。

此外，如果飞行员在飞行时没有按规定操作时，如：飞机进云时，驾驶员看东看西，注意力不集中。

父亲回忆：发生空中错觉时，感觉很怪异。明明机舱内的仪表显示一切正常，可自己就是觉得飞机在向地面“栽”，情不自禁的要做“动作”。下意识的反应是仪表出问题了，不再相信仪表，而是相信自己的错觉。如果意识不到错觉，调整不过来，事故就必然要发生了。

一般情况下，如果飞行员发生空中错觉时，飞机的飞行高度较高，一般驾驶员有时间可以改过来，但如果飞行高度很低时，就非常危险，一般情况下，只能靠飞行员的第一反应来处理，一不留神，就会机毁人亡。

各国空军由于空中错觉发生的事故很多，当时几乎年年都有。具体到我军，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故：

那是1964年左右，空十师的一架轰炸机正在进行训练飞行，机组成员一共4人。飞机在飞行中一切正常，但突然之间，机组中的一个成员发生了空中错觉，感觉飞机失控，正在坠落。虽然其他三名机组人员没有任何反应。但这位产生错觉的驾驶员却采取了行动——他跳伞了。

这一跳震动全空军，那个年代，空军的传统是人在机在。当然这在我们当代的人看来，是不尊重生命和人才，很多人可能会不以为然。但在当时，飞机实在是珍贵啊。哪个飞行员舍得丢下飞机跳伞。发生险情时，哪个飞行员不是千方百计的挽救飞机。

可那位居然因为发生了空中错觉就跳伞了，更何况，其他三位战友还在坚守岗位呢！

于是上级决定严办，军事法庭经过调查后，决定判当事人有期徒刑三年。

但这位飞行员不服，上诉说：根据飞行条例规定，飞行员在发生空中错觉时，有权利立刻跳伞！所以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不应被判刑。

经办人员一查飞行条例，还真是这么回事。结果这位勇于捍卫自己权利的前飞行员被无罪释放，但再也不许飞行了。

我对父亲说，您不是经历过十几次空中错觉吗？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

父亲认为没有必要，因为每次错觉也就延续那么几十秒，有什么好介绍的。

禁不住我的死缠烂打，答应就简单介绍一个，作为其他十几次的“代表”。

一次父亲飞复杂气象，飞机进云后，他就开始欣赏机舱外的云海——他有这爱好，于是就有点走神。正琢磨着左边那块云是象狼还是狈呢？突然觉得飞机倒转过来了，感觉整个人也头冲下的悬着。飞机向地面一头扎下去……空中错觉发生了，飞机进入了不明状态。

父亲的第一个反应是看仪表，按照小时侯他对我吹的牛，他一眼要看几十块仪表，还要看清楚每块表现是否正常。这次他重点看了十几块“表”有升降速度表、高度表、速度表、地平仪、罗盘等等。怎么看怎么觉得这飞机应该是飞的好好的，根本不可能正在俯冲。

于是就明白自己发生空中错觉了，一定要把错觉抗过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这是意志和本能的冲突。感觉飞机往下掉，一般人本能的就要做动作规避，结果自然使错觉进一步加深，最后发生事故。

父亲说当时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相信仪表。眼睛只看仪表不看机舱外面。采取措施后，不一会错觉就消失了。类似的情况父亲遇见了十几次。

处理空中错觉，关键的关键是要相信仪表，不能依靠直觉和本能。这是父亲的经验。

我问父亲：上次您去接飞机，罗盘发生问题，你迷航了，那时您怎么不相信仪表，只相信自己的判断和感觉了呢？

父亲回答：该相信仪表的时候就相信仪表，如果经过分析可以肯定是仪表出了问题。当然要相信自己了！

我一琢磨，觉得飞行员真不容易，不管发生什么状况，基本上要立刻判断和决定是什么故障、自己该怎么处理，是相信仪表还是相信直觉。是保人还是保飞机……

父亲能飞这么多年，现在看来的确不容易。

父亲离休后，还是很关心老部队的情况。有一次，老部队连续发生两次飞行员由于空中错觉而造成的事故。

两位飞行员都是在飞机起飞时产生空中错觉，由于飞行高度很低，来不及处理，均跳伞生还。座机（一架歼五、一架歼七）均损毁

父亲知道后，说：“幸亏两个人都没事。”停了一会，又说：“那两架飞机真可惜。”

当年的紧急动员

父亲参加过两期“高级指挥员训练班”一次是1956年，学习了8个月；另一次是在1962年，拟学习10个月，却被一次紧急动员中断了“学业”。

两次训练班都是在南苑机场举办的，这里曾经是我空军一所高级航校（应该是指挥学院）的所在地，正军级，为我军培养过很多出色的空军指挥员。

1962年2月左右，已是团领航主任的父亲全副武装的来“高级指挥员训练班”报到。为什么说他全副武装呢？因为父亲带着手枪，此外还携带着全套飞行装备，飞行服、飞行帽、飞行包什么的一大堆。这是飞行员出差的标准“行头”。

这次，父亲参加的是专门为空军部队领航主任们举办的“训练班”，按照现在人的理解，去这种地方“进修”，意味着毕业之后应该进入了被“提拔”的预备队了。但那个年代的人比较单纯，反正父亲直到现在都认为自己是去那里学习更多的领航知识，是去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实际上，父亲因为参加“高级指挥员训练班”，行政级别还被“降”过一级。母亲为此耿耿于怀了很多年，去年还跟我提过。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那是1956年那次“训练班”，八个月的学习期间，正赶上部队调级。发生了这么一个“乌龙事件”，父亲的部队认为父亲的人在“训练班”，所以这次调级应该高级航校负责，但高级航校以为父亲部队肯定已经把这件事处理“好”了。毕业回部队才知道，哪边都没管这事。干部科的同志说：调级工作已经结束了，以后再说吧。以后？自然没以后了。陈年老帐，谁还管你，再说了，你本人对级别也不是很上心嘛！

就这么阴差阳错的，父亲被莫名其妙的“降”了一级。当时估计父亲对这个不是很在乎，不就是一级嘛！算什么？但还真别小看这一级，它给父亲带来了影响，所以父亲在很年轻就成了团级指挥员后，但却“原地踏步”了15年。

咱们再回到“训练班”。我一直不知道“领航主任”是干什么的。

父亲很失望的教训我：“简单的说吧，如果部队明天从杨村机场转场去广西田阳机场，这飞行的路线、高度、速度、航向谁来定？那就是领航主任！明白了吗？”

这些领航主任们在“钻研”业务的期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这么一个突发事件：

1962年5、6月间，我们的情报机构通过各种渠道得知，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已准备于近期“反攻大陆”，其军队已做好准备，并已做了若干调动。与此同时，苏联也向我国通报了同样的情报，建议我军做好准备。

军委立刻下达“动员令”，命令相关部队立刻开往“战区”。同时命令离队（探亲、休假、出差、学习）人员立即归队参战。

命令下达后，父亲部队于接到“动员令”当天就从北京沙河机场飞抵杭州笕桥机场备战。

高级航校在接到让父亲立刻赶往杭州笕桥的命令后，立刻安排父亲起程，由于部队已转移，所以父亲只能坐火车归队。当时北京火车站已经买不到票了，火车也全部被南下的各兵种部队征用，航校方面只好为父亲订了软卧。

父亲赶到火车站，放眼望去，全是军人。从军装上看，海、陆、空军都有。有成建制的，也有零散归队的。火车站已不售票，归队的干部战士看到朝南开的列车就上，火车上挤满了军人，已经没有老百姓乘客，没有水、没有饭，硬座、硬卧车厢内挤的人都走不动。我们的军队，在这时经受着快速反应，应付突发战争的考验；我们的铁路系统，在此时经受着战争紧急动员的考验。

父亲说：当时的天气已经很热了，气温很高，大家已经开始穿短袖了。火车上的部队真辛苦！车厢挤的连水饭都送不进去！

父亲的软卧车厢，整节列车只有5、6个人。所以没有受缺水少饭之苦。

车到上海，转到去杭州的火车，这时车厢内开始见到老百姓了。父亲的软卧车厢里只有他一个乘客。

一路无事，父亲在接到命令后两天以内，到达杭州笕桥机场。

父亲部队于接到“紧急动员令”后当日，抵达指定位置。

就这样，我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敌人可能登陆的地区摆下重兵。就等着蒋介石来“反攻大陆”。

父亲归队后，在机场待命，当时部队的气氛却很不紧张。没有一次一等战备，比起当年父亲他们在福建前线剑拔弩张的每天起飞迎敌数次的情形。这次备战，简直就是休假。

在这次“紧急动员”中，我军在极短的时间内，除战区部队外，调集了大批的各兵种部队进入战区、转入迎战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极大的震撼了台湾的国民党军方。蒋介石彻底打消了武力返回祖国大陆的指望。从此，“反攻大陆”只能成为一个政治口号，就象如今的“台湾独立”一样，成了一个自欺欺人的“空中楼阁”。

在笕桥机场驻扎了半年左右，父亲部队胜利完成任务，返回了驻地。父亲的“高级指挥员训练班”，却没有再开课。

在杭州期间，在部队战备、飞行训练方面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但父亲对杭州的天气却是至今尤有怨言，他说那个夏天热的呦！电风扇都不起作用！拉上蚊帐吹风扇，还是热的够戗，但打开蚊帐，却引来了蚊子……最后只能在屋里放一缸凉水，隔一会去泡一下。

对于父亲的怨言，我的评价是：看来局势还是不紧张，在福建轮战那会不热啊？怎么没见您提过，每天捂着飞行服一等战备，一天起飞好几次热不热？怎么也没见您提过？怎么这次到嫌起热来了？！

看来部队就是要打仗，要不会娇气！

冲冠一怒

离开网络有一段时间了，有人说：在虚幻的网络里，三个月就算一代，那么我已经离开了好几辈子。

父亲的空军经历，记了厚厚的几本，有些事情没写出来的，短期内不想去碰他们。

在生活中我是一个比较开朗乐观的人，但写父亲的经历，却使我感到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压抑。

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他的经历，只是千千万万个老兵的缩影。父亲的空军生涯中有一些不平凡的事情，也是每个老兵都有可能遇到的。

我写父亲，其实是想让我们这个社会多关心一下他这样的老兵，有一个尊重他们的风气。

可以这么说，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面临着很多问题，都要去解决、处理。因此对老兵们，不可能太重视，不会太注意他们。

那时，是父亲最苦闷的时期，是很沉默的时期。也是我最忽视他的时期，没有人关心他们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以前做过什么。

他的寂寞，我现在理解了。

通过写《父亲的空军生涯》，我结识了不少“故人”这对于我来说，是个收获。我找到了黄卫叔叔，张文邦叔叔，蒋树人叔叔……

更让我惊喜的是，很多故人的后代，通过网络找到了我。父亲当年的游击队中队长陈大海的儿子、父亲四航校二期校友的儿子单甲兄。四航校三期甲班校友的女婿倥忽飞人兄，老飞儿子，甚至我的远亲——谢文锦侄女的后人也联系上了……

空军八一飞行表演大队的邓琦兄，在虚拟的网络上确定了父亲的真实后，忙前跑后，找政委、正副大队长。邀请父亲回“家”看看。现在的空军八一表演大队的军史室里，摆着父亲他们八个人“八大金刚”的相片，特别标明他们就是飞行表演队的前身。他们曾经代表中国军队，曾经代表新中国。

这个世界，真是很小。

感谢河里的朋友（不署名了）介绍，〈兵工科技〉能够登出对父亲的采访。这对于我写的这个系列来说，算是一个结束吧。

父亲的官职不高，级别不高，但在我的心中，父亲永远是个军人，永远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员，这就够了。这两年，父亲找到点离休“军人”的感觉了。有时侯打电话说，我们也涨工资了，跟“部队”一起涨的。我们的待遇是按照“部队”标准的。部队长、部队短的已经不让我烦了。1996年买的军装，到现在也有十年了，希望他能够再穿多十年，有机会时我去给他件买新的。

下面的事情，父亲不愿意讲，我是通过各个途径，了解了个大概，做为父亲性格的一个补充。

父亲当空七师19团负责飞行的副团长，从1964年到1979年，一共15年。他曾经被暗示明示过不少次要升官了，但却一直原地踏步当他的副团长。眼看着他的同僚、同学都当师长、军长、甚至司令了。他还是那样，好象也没什么抱怨。因为那些大官都很尊重他、尊重他的为人，尊重他的飞行技术。直到现在，那些官们提到父亲，还说他是自己“手下”最好的飞行员。

父亲负责飞行，飞行训练，负责将所有的新飞行员带成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那个时期，19团是空军的尖子飞行团，正在逐渐改装歼七，刚开始时只有三架。其他的都飞歼五，新飞行员要经过父亲的培训、带飞，技术过关后才能去飞当时我国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歼七。就这么一批一批的带飞，一直没有飞歼七的机会，父亲也很高兴，没有什么不平衡。因为只有把所有的飞行员全都训练合格了，19团才能全部改装完毕，成为空中铁拳。

可能有些朋友不理解，换装飞机，换了不就行了，有那么复杂吗？

好象还真有点复杂，首先是我们的歼七生产还没有形成规模，数量少。其次是飞歼七与飞当时的歼五、歼六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不管是从装备上还是从速度、高度、人员素质。都不是一个层次上的。

父亲有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他说飞歼五与歼七打空战的区别，有点象拼刺刀与隔着老远用步枪互相射击。

也就是冷兵器与热兵器的区别。

飞歼五，人的因素很重要，个人反应，处理问题的及时。打空战时敌我双方战机纠缠在一起，互相看的见。跟空中拼刺刀一样。

歼七就不同了，有导弹了，打空战要凭雷达了，互相谁也见不着谁。当然后来技术发展了，看过一个外军战斗机飞行员的讲述，说打仗的时候就象玩飞行模拟器，排除身体反应的因素，甚至跟电子游戏差不多。

我还是比较喜欢歼五，父亲后来评价说。

那时新飞行员没有一个良好的学习和训练环境，影响了他们的技术水平。父亲他们这一批中壮年成了空军战斗部队的栋梁。培训、老带新、执行任务，他们都是主力。

父亲认为，这一时期是他飞行技术最成熟的时期，是他技术最全面的时期。也是他从一个飞行员转变成一个合格的空军指挥员的时期。

这个阶段，他走南闯北执行飞行任务，在塔台上指挥，处理空中自己和他人的险情。

1976年，最后一批新飞行员训练完毕，准备换装歼七。父亲也准备随着他们成为全团最后一批“换装者”。

可这时却出了状况，由于父亲的严上宽下（曾经因为技术问题当着司令、军长给师长下不来台；也曾经为了一个战士跟某些有实权的干部大吵）的为人和老资格，他成了一些人眼中的“刺头”，到了收拾他的时候了。

1976年的年初，当时的空军司令马宁将军，北空的一个副司令，7师师长以及有关人员关起门来商量19团全部改装后的一些事宜。有人提出来，改装歼七，对于飞行员，是不是应该有个年龄的限制啊？

于是有人提出40岁以上的飞行员不应该飞歼七了，但另外一个人提出，XX领导今年43岁，如果这样执行，岂不是他以后也没机会飞了？

于是有个熟悉父亲的领导建议说：45岁怎么样？

“就45岁吧！”马宁司令拍了板。

于是就这么定了。

那时，父亲刚过45岁生日几个月。

于是组织上就通知父亲给他两个选择：一是去其他部队，一是停飞转业，父亲急了，大怒，说这不管是谁的决定，都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凭什么45岁就不能飞歼七？！有什么依据。并严正表态：我哪都不去，就留在19团，飞歼七！

这时的八大金刚，已经分到各部队了，有的已经是军、师职了，所以有朋友劝父亲：人挪活，换个部队，容易升上去。

但父亲在这个问题上较起了真，还是那句话：我就是要飞歼七！

去年见到父亲，父亲对我透漏了当时的一些活思想：“这么多年，一直是我们这个年龄的‘老家伙’忙前忙后，全国各地的完成各种任务，培训新飞行员，训练他们具备飞歼七的能力。轮到自己改装，不让飞了，还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45岁！？”

这时的父亲，总之是不服。

父亲向上级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和不满。

父亲的态度，引来师里的压制。父亲抗命，就意味着反对空军司令。

父亲被变相停飞了，各种各样的小动作也来了，还要召开批判他的大会。

父亲震怒，到了军里，见到军长、副军长，两个老领导除了同情就是同情，私下里交了底。这件事情闹大了，有人在借机整你。我们也不能改变那个决定。

更私下的建议是，别回部队了，直接去北京吧！要不被他们搞死了，那就更是谁也说不清楚了！

小时侯记忆是模糊的，但脑海中还有一个印象，那就是父母亲面对面坐着，父亲在讲，母亲在记。用那种兰色复写纸，一式两份。父亲说：“中央军委……我是空七师19团……”听不太懂。估计是在写申诉的材料。

父亲的申诉，主要是质疑45岁这个标准定的不科学。按照现在的时髦说法，这是乱命，不能执行！

父亲去了北京，一呆就是100天。住在幸福大街的北空招待所，找到所长，说：我是来告状的，没有介绍信，可能要住很久……”知道了父亲遭遇，那个可敬的所长说：“我给你准备一个单间，你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不收钱。我支持你！”

就这样，父亲到处陈情，军委、老帅、老将军们，甚至寄信给毛主席。麻烦了一个溜够。但在那个政治环境下，父亲的事情，似乎很难解决。

父亲部队的师长找到父亲，这时的他很客气，说不批斗父亲了，请他回去，但歼七还是不能飞。并旁敲侧击的打听父亲都找过那些部门了。

父亲回答“该找的。我都找了！”

唐山地震，父亲回到了部队，有人又开始了小动作，想向领导表忠心，并以为父亲从此站不起来了，于是对我们家的人进行恐吓和骚扰，手段非常恶劣。父亲找到当时的师政委，把枪拍在桌子上，说：你现在把它收走，否则的话，再有什么人欺负我的家人，我一枪毙了他！

枪没有被收走，也没有人敢明目张胆的欺负我家了。

父亲说，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他的问题解决不了。

最终，实事求是的风气回来了，科学的工作作风回来了。叶帅在父亲的报告做了批示，指示要实事求是，不能搞年龄一刀切。感谢叶剑英元帅，您让我父亲多飞了六年，并飞上了当时我空军最先进的战机！

父亲的天空晴朗了起来，北空专门为父亲成立了体检班子，刘玉堤司令员找到父亲，向他检讨，说自己当时没有顶住压力，没有替父亲说话……并指示为父亲体检的466医院，一定要买离心机，没有那个怎么行？怎么能让咱们的人去空军总院？

经过一系列的体检和测评，父亲各项指标全部达标，完全具备飞歼七的实力。

从此以后，中国空军所有超过45岁的飞行员，只要达标，都可以飞歼七了。

父亲功不可没！

第一次飞歼七，父亲跟我提过很多次，不是说他在空中的经历，而是说他降落后的遭遇。

父亲跟自己的子弟兵们关系非常好，飞行员，地勤官兵，很随便，从没有架子。小时侯去机场，对我最好的就是这些叔叔们，感觉的出来，很真诚。因为父亲的官不大，没有必要拍他的马屁，父亲不拍马屁，也最讨厌溜须拍马的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都是一群硬汉子。

那天，是父亲的飞行专场，只有他一个人飞行。没有官方的组织，当班的、不当班的飞行员们都来了、全体地勤弟兄们来了、参谋们来了、调度、场站的人来了、熟悉的战友们来了、就是要看看父亲的飞行。

在空中的父亲，并不知道地面来了这么多人，战机降落，空七师军史上从没发生过的一幕发生了。人群涌向父亲的座机，现场掌声雷动，地勤战士冲上父亲的飞机，打开座仓盖，把他抬了出来。到了地面，把他一遍一遍的向天上扔。象迎接一个凯旋归来的英雄！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总觉得象电影里一样，那一幕，在我脑海中闪现过无数次，我想象不出我们含蓄内向而伟大的中国军人们感情爆发时的样子，但我能体会到他们的欣喜和压抑释放后的痛快。

好人有好报，是我们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乐见的。

以后有时间，我把父亲的经历整理出来，印几本小册子。留给我的孩子们。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爷爷是个很棒的飞行员。

有时间，我把父亲的日记整理出来，是空七师的30年的发展史，可以见证我们人民空军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

有时间，我把父亲的录音整理出来，那是他以为再也见不到我而留下的真情流露。

有时间，有时间后我要做的事情很多。

真心的希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多关心我父亲这样的老兵们。

红军在世的不多了，我们开始关心抗日战争的战士们了，但他们也越来越少了。

然后该是解放战争的？然后？

我有一个梦，那就是给老兵们设立一个节日，为所有当过兵的人。

我们爱这个国家，我们就要尊重所有曾经为他做过奉献的人。我们就要尊重这些用生命捍卫祖国，随时准备牺牲的人。

希望我们一起努力，给老兵们一个节日！

父亲走了

父亲走了。

父亲周寿星于北京时间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早八时四十三分。心肌梗塞突发，经抢救无效，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75岁（1931.1.13——2006.12.29）。

父亲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共产党员。生前多次嘱托我们，他走后不要举行任何仪式，不要搞遗体告别仪式，火化前不要通知战友。参加了多次追悼会的他，深知生离死别对战友们的刺激。

我不孝，没能在老人家最后的日子侍奉他！父亲没有留下最后的话，是我最大的遗憾。

父亲体谅子女，不愿打搅我们，选在元旦假期离开我们，不愿影响我们工作。他走的很干脆，他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军人！

对母亲，父亲是好丈夫，对我们，他是好父亲，对孙辈，父亲是一个好爷爷。

我们永远怀念他！

父亲是一个平凡人，有着很多不平凡的经历，九死一生。从小就经过了太多的生离死别。

父亲是浙江永嘉人，1947年参加革命，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浙南游击队括苍支队时，任通讯员、班长，参加多次战斗，参与解放浙南全境及沿海诸岛的解放战斗，在解放温州时负伤。

1951年父亲被选拔为人民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毕业后在空7师工作，历任19团领航主任、副团长、师副参谋长。其间立三等功两次，嘉奖数次。

作为飞行员，父亲飞行技术全面，处理各种飞行状况果断，多次化解空中险情。为国家挽回不少宝贵财富。

父亲是共和国最早的飞行表演队成员，是组建八一飞行表演队的成员之一。作为主考官，父亲亲自考核了刚刚组建的表演队第一批成员。

成为空军基层指挥员后，父亲指挥稳健、冷静。作为专机指挥员，多次指挥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飞行，圆满完成任务。

作为指挥员，父亲数次指挥空中的飞行员排除险情，并因此立功受奖。父亲的飞行技术和指挥能力，受到各级空军组织的一致肯定。

父亲总是毫无保留的将自己的飞行、指挥经验传授给后辈晚生。父亲培养出的飞行员，如今在空军各级领导岗位上，为我军的现代化做着工作。

父亲是无私的，从没向组织上提过任何有关立功受奖、待遇、级别上的要求。即使是应得的，他也从不去争。他在乎的是飞行，是我们的人民空军。

父亲在31年的飞行生涯中，多次经历空中险情，挽救多架飞机。在他31年的飞行生涯中，多次亲身参与重大历史事件。包括913之夜，父亲是当晚的华北机场指挥员，现场经历了那个不眠之夜。

共和国历次的空军参与的行动，无论是北国边疆、东南沿海、还是南疆的自卫反击和轮战，都有父亲的身影，都有父亲的参与和奉献。

1982年，父亲停飞，结束了他31年的飞行生涯。1984年，父亲离休，结束了他33年的空军生涯和36年的军旅生涯。

父亲的晚年是寂寞的，他经历了军队从商，对老军人的忽视。他着急、大声呼吁，给军委写信。

他也看到了近年来的转变，对国防的重视，军人待遇的提高。他欣慰。但父亲的欣慰来的太晚了，他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还没来的及体会一下那些重视。

近两年，我写父亲的经历，父亲很高兴，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您怎么就走了！我不孝，我应该继续写下去，这样您就能多活几年。

爸！您放心的走吧！我会努力工作，做出成绩给您看。我们几个子女会照顾好妈妈。真希望有天堂，您能在那好好享受。

爸，多希望能跟您说说话，再跟您多说说话，听您讲过去的事。

爸，我特别想您。您干嘛走的这么快呢？

愿您在天之灵安息！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