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军旅生涯
(一)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九四八年十月,我本村的姐夫叫李俊才回家探亲,他在晋绥军区当八路军是个连级干部。我看见他穿着一身军装很是威武,十分羡慕,就想跟他去参军。开始父亲不愿意,后来我再三的要求,我父亲考虑兵荒马乱的年月,跟上姐夫在机关相对安全,还有人照顾,就同意了我的想法,这样姐夫就带我去山西省兴县中国人民解放军晋绥军区参了军。那年我十五岁,当时正是太原战役誓师动员期间,我被分配在晋绥军区给政治部主任钟振帮当马兵。刚参军出来,印象最深的也是最难受的,就是想家。因为我年龄小,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父母亲,参军出来一切都改变了,什
么都是陌生的。远离亲人那种味道难以表达;打背包打战带(绑腿),学不会非常为难;行军脚底打了血泡疼得难受,身上长虱子挠破成疮,至今腿上留有疤痕,不知悄悄溜过多少泪;夜里小便还得班长叫。一日三餐吃小米饭,晋西北的小米粒小沙子多,加上行军锅闷的下面糊了,上面还是夹生的很难吃。开饭时在外面站好队先唱歌,唱完后值班员一喊解散,大家都去抢锅中间好些的米饭,当时我年龄小个子矮,经常只能吃剩下的糊饭、生饭。在家时多数吃莜面,大人给盛在碗里递到手里。我参军正赶太原战役围困太原城,那时八路军进了村子由村干部带到哪一家,就吃住在哪一家。一进老乡家门,放下背包第一件事就是三净一满,街道、院子、家里打扫干净,水缸挑满,这是我们八路军的传统规矩,因为领导经常教育我们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唯一宗旨。我们住了不超过一个星期,走的时侯老乡们把我们送到村口,恋恋不舍有的还掉着眼泪。记得我参军后看的第一部电影是《白毛女》,战友们都是穷苦出身,每次看没有一个人不掉泪,大家哭得泣不成声,所以,上级规定看这部电影不准带武器,还有话剧《刘胡兰》。唱的歌曲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我是一个兵》等等。这些歌至今我还都会唱,印象深刻,受益匪浅,所有这些都对我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个革命军人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一生难以忘怀。
(1948年参军后照片)
(二)选入坦克兵
一九五一年春天,我被挑选上坦克兵,到了北京长辛店,华北军区第一坦克兵学校。在学校里等了十来天也没有开学,因朝鲜战争打的紧张,坦克部队急需要补充兵员,就把我们直接调入华北军区坦克一师二团三连,驻在北京丰台。我的团长叫马罗儿,连长叫王金山,我当了坦克兵的第一个印象是看到了“斯大林4型”60吨重的大坦克,非常的威武雄壮振撼,每辆坦克上配有T-122毫米火炮一门、12.7毫米机枪一挺,驾驶员、车长、炮长、装填手各一名。我是装填手,坦克兵的伙食是吃中灶(中等伙食水平)。我内心里非常喜欢热爱坦克兵这个工作。那时全军开展扫盲运动,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学习拼音识字,每周除了周五擦车日擦洗开动坦克,周六党团活动日,其它时间都是学习文化和一些坦克的基本知识。有一天,团里召开大会传达中央军委命令,要我们坦克一师赴朝参战。回来我们连队又做了进一步的动员,召开了誓师大会,每个人都写了决心书。全连停止了文化学习,白天是紧张的战备训练,晚上是轻装做好随时赴朝的一切准备,杀猪、改善伙食,慰问团也来到部队驻地发送了慰问品。绣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红字的慰问袋至今还珍藏在家里。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上级一声令下我们就可以奔赴朝鲜战场了。突然一天晚上,连队吹过熄灯号,我正准备睡觉,连里通讯员急匆匆的通知叫我马上去团部人事股,我很快穿好衣服就去,当时我不知什么事,心里有点紧张。到了团里人事股,看到来的基本是我们新到坦克兵的几个同志,团领导说:地面跑的变成天上飞的了,叫你们5个人去支援空军检查飞行员,现在就走,有人送你们到天津市战车师后勤医院做体检,如果检查上,行李背包派人给你们送去,检查不上就回来,今晚就去。当时我心里非常不愿意去,一心想去赴朝打美帝,但是军人服从命令听指挥是天职。
在天津医院我体检合格了,几天后就去了北京市西郊动物园附近的崇元观胡同华北大军区招待所。又等了一个多月,集中了31个人坐上火车是闷罐车厢走了三天四夜(因为一路上给赴朝志愿军让路),到了长春市南岭空军第一航空预科总队。从此,告别了我心爱的坦克兵生涯。
(斯大林4型坦克)
(三)选上飞行员进入空军预校
一九五二年我来到长春市南岭空军第一航空预科总队,被分配在三大队十五中队。那年正是朝鲜战争打得最紧张的时侯,建设空军培养飞行员迫在眉睫。可是,一测验我的文化程度,不能直接进入航空理论的学习,只好先把我编到扫盲班,延长了学习的时间,等到我航校毕业抗美援朝也打完停战了,错过了驾机去朝鲜战场的机会,让我至今感到遗憾。
空军预校的任务是提高学员对人民空军建设的认识,加强组织纪律性,主要是补习提高文化程度。进入预校,身体训练的第一个科目就是打旋梯,人人必须通过,有的学员练了几天都过不去,有的练下来头晕呕吐不能吃饭,可我第一次上去就不仅通过了,而且还转了十几圈,得到教官的表扬。我高兴地想爹妈给了我一个好身体,天生就是当飞行员的料。从那时起,我就信心十足,热爱上了飞行这一行。那时国防部长是彭德怀,训练总监部长是肖克。全军开展现代化、正规化训练,完全学习苏联,建设空军的方针原则就是以苏联为榜样,以陆军为基础,贯彻执行三大条令即:纪律条令、队列条令、内务条令。每天除了上课学文化就是操场上队列训练拨慢步、走正步,培养军人姿态。平时走路必须是小正步,吃饭睡觉都有规定要求,就连上厕所也须向班长报告。例如,报告班长,学员***上厕所,班长说可以,回答是,敬礼向后转,皮鞋咔的一响走了。吃饭有执勤员吹哨子,一起开吃一起放碗。被子叠的像豆腐块一样。每天晚上晚点名由中队长指导员讲评训话,即便有蚊子落在脖子上,也不能动,讲评后,开班务会,也叫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检讨完再互相批评,最后由班长讲评一天二十四小时的不规范之处,给每一个人评分。墙上一张大表有全班每个人的名字,评优秀名字下画个小红旗,中等蓝圈,差等的黄圈,学员们非常重视,因为它关系到立功受奖、入团入党以及能否毕业等等。由于自己好胜心强,不管做甚事都是认真刻苦严格要求,因此我名下的小红旗总是比别人的多。紧张的训练,严格的要求,日复一日的上课出操,有个别的学员受不住了,说是叫我们来学开飞机的,半年多了连个飞机毛也没有见上,就是在操场上拨慢步,走正步,接受不了这种紧张的生活,开小差回陆军了。
进入预科学校学习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顺利的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记得当时学校规定飞行学员每天正课时间要有一个小时体育锻炼。长春冬天的气候非常寒冷,下大雪后,操场扫起大雪堆融化不了,影响体育锻炼,所以我们每班发了两双冰鞋滑冰锻炼。因为我们多数同学都是初学滑冰,有一位叫徐通的同学,滑冰时在不慎跌倒的瞬间,我的班长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平同学,看到后急忙拉了他一把,结果没有拉住,徐通还是跌倒了把前门牙碰掉两颗,遗憾地被淘汰退回了陆军。
我在预校学习虽然一年多时间不算长,但却对我一生印象深刻难以忘怀。就在这一年我十九岁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回忆起来在这一年多培养了
我坚定、顽强、百折不挠的意志力,为我一生组织纪律观念、集体主义精神以及热爱祖国忠于党的思想品德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确实给我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一排左一为卢尚志)
(四)在空军第五航空学校学习
一九五三年航空预科学校毕业后进入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的第五航空学校。首先是一年的航空理论学习。因为我的文化程度太低,学习起来十分吃力。飞行原理、飞机发动机原理等十几门课程,尤其是物理、化学、代数、三角函数一门比一门难学,一堂课听完一头雾水,就怕基础理论考试。自己只好采取笨鸟先飞的办法,利用早上晚上加班学习。星期天学员们有的到济南市里游玩,我还得加班学习。我始终抱定一个信念:“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文化基础课和飞行理论课都达到了毕业的要求。
经过一年半的理论学习阶段,开始转入飞行驾驶技术的学习阶段。一九五四年春,我们转到位于河南省新乡市的七里营飞机场,被编入五航校第一飞行训练团。我的团长叫何连科,教员叫王铁军。七里营机场的飞机跑道不是混凝土浇筑的,是一大片黄土地,在空中俯瞰就像个圆圆的烧饼。我们部队住在新乡市里的繁华区,一出营门就是一条大马路,早上出早操就在大马路上跑步,当地人民群众看见我们整齐雄壮的队伍,经常有人驻足观看,赞不绝口。尤其是当我们去机场飞行训练时,小伙子们身穿飞行服,头戴飞行帽,脚蹬高筒飞行皮靴,个个英姿勃勃,迈着整齐雄壮威武的步伐走在大街上,人民群众投来赞叹的目光,说我们是天兵天将来了!看得人越来越多,我们的队伍也走得越整齐,口号喊得越响亮,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光荣感和自豪感。
(1954年河南新乡飞雅格18)
我们最初学习驾驶的是雅格18飞机。飞机的设计者是苏联人叫雅格夫列夫,飞机是苏联制造的一种螺旋桨飞机。这种飞机的飞行速度小,高度低,安定性好,又是双座。所以,我们引进它作为初级教练机用于新飞行员的训练。学习飞机驾驶技术的步骤首先就是背数据,然后就是地面反复演练座舱实习。为了早日飞上蓝天,在课堂上我认真听教官的讲解,仔细观察教官的操作步骤、要领。除了正常的上课训练之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和节假日一个人跑到教室的座舱里对每一个驾驶动作和要领做反复的练习,直到每一个数据记得滚瓜烂熟每一个动作得心应手。
经过多次严格考试,一切准备都万无一失,终于第一次要真的飞上蓝天了。为了这一天,我们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汗水,盼望已久的这一天真的到来了,当时我的心情有无法形容的高兴和激动。第一天晚上担心睡不着觉吃了安眠药。第二天到了机场在上飞机前,教员再次叮嘱我说:“这是第一次感觉飞行,你的任务就是当乘客——看,飞机完全由我操纵驾驶。”当我进入座舱里,又是紧张又是激动。教员把飞机发动后,滑到起飞线,对好方向,请示了塔台。这时我耳边只听见发动机的轰鸣声音越来越大,不知不觉中飞机慢慢离开了地面,心里既好奇又兴奋激动,东看看西望望不知道该咋样做才对,把地面所有的准备事项都忘光了,东南西北方向也分不清,就连教员问我:新乡市在哪里?我也答不上来了,教员操纵飞机压了个坡度,我这才看到新乡市就在机翼下面。我对第一次飞上蓝天的印象太深刻了,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五航校的校长是从苏联请来的顾问兼教官,名叫克里科夫。校长身材人高马大,高鼻子,蓝眼睛,教学训练要求很严格,谁要是哪个地方没有照他教的去做,他就会大发脾气,狠狠的教训你一顿,尽管说的话大伙有些不懂,但人人都很害怕他。
记得我在山东省淄博县周村机场五航校二团飞雅格11中级教练机时,一天我的教员赵师忠突然告诉我:苏联校长顾问要来咱们团检查训练质量,还要亲自跟机飞行,团里把任务交给咱们中队,中队决定叫你去,我一听心里就有些紧张。雅格11教练机自己虽然已经飞过多次了,基本操作步骤和技术要领全部熟记在心,但都是有教员帮助自己操作的。如今苏联顾问坐在身后,他的官又这么大,无疑给自己增加了不小的压力。飞好了还好说,万一飞不好挨一顿骂是小事,岂不是丢了全中队的脸?但是什么也不敢说,只能接(雅格11教练机)受任务。中队里也十分重视,教员专门陪我准备了一天。从技术要领到注意事项又从头过了几遍,对一些担心出题的环节又多次进行了练习。第二天正式飞行,教员一直把我送到飞机上,系好安全带,最后又叮咛我:“一切按照准备的去操作,不要紧张,就当后舱压着一块大石头(苏联顾问坐在后舱)。”我牢记教员的话,全神贯注,按照平时训练的技术要领要求,一步一步认真去做。发动飞机、滑到起飞线、对准跑道、请示塔台、起飞爬高进入空域。按规定做了个大坡度盘旋、水平八字。这时候耳机里听到坐在后舱的苏联校长说话的声音,但我也听不懂他说些什么,就按规定继续操作。苏联顾问摇晃着驾驶杆示意我离开,他要操作,于是我就让开,由他来驾驶。苏联顾问连续作了下滑倒转、俯冲、跟斗、半跟头翻转、横滚等一整套特技动作,然后对准跑道下滑回场着陆,把飞机滑到停机线,关车后下了飞机,理也不理我一个人朝休息室走去。按平时正常情况,下机后我应当首先向教官敬礼、报告、请示飞行中错误,然后由教官做点评,更何况他是这么大的官了。我心里更加紧张害怕了,心想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惹他生了气?我正在思考纳闷,教员跑过来问我空中怎么样?顾问是否生气?我说我也不知道,进一步仔细回想一下在空中的操作并没有什么差错,是他不叫我驾驶操作的,教员显得满脸紧张不高兴的样子,赶忙跑到休息室去见苏联顾问。这时我的心里一下子慌了,又怕又气,怕的是考砸了给中队抹了黑,气的是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惹得顾问不高兴。一会儿,中队长和教员回来了,老远就看见他俩满脸喜气。中队长拉着我的手高兴地说:“你可是给咱中队增光了,苏联顾问伸着大拇指直夸你“哈罗少”(俄语好的意思)”。我深深的长出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
一九五五年我又来到了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的第五航空学校第三飞行训练团,开始学习高级教练机的飞行驾驶技术。
(第二排右一为卢尚志)
济南机场的跑道是东南西北方向,我飞的高教机是乌米格15型双座喷气式教练机,与放单飞后飞的米格15型单座喷气式战斗机是完全一样的机型。这种飞机是苏联米高扬设计的也是苏联制造的,是亚音速喷气式战斗机。由于这种飞机体积小重量轻,速度大爬高快,操纵性能好,能做各种特技动作,再加上机上配备的武器好火力强。所以,当时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也是佼佼者。在三团一年多的时间里,不论严寒酷暑地上天上,紧张刻苦地学习训练,终于熟练的掌握了米格15型喷气式战斗机的飞行技术。
一九五六年,经过了三年的刻苦学习训练,终于迎来了航校毕业考试的大喜日子。毕业考试由空军总部常乾坤副司令员带队,参加的有总部的首长、军区空军的首长、还有我们航校的领导及教官。记得考试的那一天,在塔台的四周摆放了铺盖着大红色台布的长条桌子,桌上摆着种着鲜花的花盆,场面十分隆重。首长们入座后毕业考试就要正式开始了,这是我盼望已久的时刻,深知这次考试将决定着自己命运,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告诫自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地面除了有那么多首长和考官还来了很多观看的人。轮到我考试了,一颗信号弹打响,我驾着米格15战斗机滑向跑道,请示塔台后,腾空而起,上升到塔台上空高度4500米,首先做大坡度盘旋水平8字,半滚倒转,俯冲、筋斗,半筋斗翻转,横滚,完成考试科目,报告塔台下滑回场着陆。把飞机滑到停机坪,下飞机向考官报告,考试完毕,圆满完成各项考试科目,总评优秀。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自己的刻苦学习训练 ,初级、中级、高级三种教练机我一种比一种飞得好,各个科目都圆满达到训练大纲要求的标准,并且被评为优秀学员,还受到了航校的奖励。
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中将亲自为我们颁发了航校毕业证书并授予军衔。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军区空六军歼击航空兵第十七师,驻防北京沙河机场,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解放军歼击机飞行员。
(第三排左一为卢尚志)
(五)坐炮弹,牺牲了大队长
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如果遇到特殊情况需要离机时,飞行员就需要跳伞。喷气式战斗机的飞行速度大、气流大、压力大、惯性大、负荷大,离机时有一定的困难。为了飞行员在需要跳伞时能够顺利的离机,空军航空研究所专门研究发明出一种坐椅弹射弹,供飞行员在地面训练操作演练时用。开始装备部队时,我们部队要求每位飞行员每月要坐两发弹射炮弹。
记得1957年三月的一天,又轮到我们49团一大队坐弹射炮弹了。我们列队一起来到弹射架前,包伞主任早已把炮弹安装好了,坐舱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在平时站队我就是第一名,此时坐炮弹自然我也是第一个上。因为过去我已经坐过几次,所以心情并不太紧张。我进入坐舱,系好安全带,做好了一切准备,按包伞主任发出的弹射口令,练习了两次动作,没有问题,全部合格,第三次口令就是真的弹射了。包伞主任正要喊口令,就在这时,大队长气喘吁吁的往过跑,还边跑边喊着让我下来他要先坐,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就有点不愿意下,他说不行,要去师里开会来不及了,非得让我先下来,我只好下来让给了他先坐。正常情况下,弹射坐椅背后有两个滑轮,炮弹打响后连同坐椅和人一起顺着背后的轨道打上去20多米高,由包伞主任提前操作出来倒齿钩,弹射坐椅和人一同打上去往下掉时,会正好被倒齿钩挂住,再用钢丝绳连人和坐椅一起慢慢地摇下来。这次因为我和大队长临时调换,造成包伞主任忙乱中忘记了提前把倒齿钩操作出来,结果大队长的炮弹一响人同座椅一起打到空中之后,没有被挂住,随即就重重的掉下来了。当时看到大队长面色苍白,双眼紧闭,我们三四个人赶紧把他从坐舱里抬出来,我背着他,后面两个人扶着,就往卫生队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抢救,最终我们敬爱的大队长还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们大家都悲痛万分,难以言表。这次事故通报了全军,包伞王主任受到了撤职的处分,从此以后坐弹射弹的训练由每月两次改成了每季度两次。
空军飞行员肩负着保卫祖国领空的光荣使命,因此也承担着奉献自己生命的风险,我们心里都明白从登上飞机那天起就把个人的一切都交给了党,飞行员必须是共产党员,牢记着入党誓言,我的心里时刻牢记着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乃至生命,即便我有这样的信念,也没有想到牺牲的事情会发生在地面。如果那一天大队长不替我,牺牲的应该是我。
(六)海上、陆地跳伞训练
我参加过海上、陆地两次运输机上跳伞训练。
第一次是1957年春天,在北京沙河机场起飞,跳在沙河机场东边与北京小汤山村之间农民老乡的耕地里。我记得跳伞训练结束返回营区时路经一个小村子,我们大家穿着飞行服,背着降落伞,老乡们看了很稀奇,纷纷跑到路边来看我们。陆地跳伞的重点要求,主要是出机门离机动作,要做到准确无误,否则有危险,再就是落地动作,要求两腿夹紧。训练时,两腿间夹上一根小棍,从机门上往3米多深的沙坑里跳,落地后小棍不掉才算合格。
第二次是1963年在山东半岛高密机场起飞,跳在青岛附近的大海里。因为海上跳伞动作比在陆地上要复杂的多,技术难度和要求更高,每一个动作都要保证准确无误,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部队专门请来伞兵师的教练,在地面上训练了半个月。教练手里拿着秒表,在规定时间内准确的完成每一个动作,还要提问你对特殊情况的处理,连续考试5个100分才算合格,可以参加海上跳伞。在海上跳伞的前一个星期,由海军老大哥的军舰在规定的水域周边投放地雷手榴弹,以震动赶走鲨鱼,确保飞行员落水后的安全。跳伞的前一天,召开党支部大会,党小组会,每个人都得写决心书、表决心作保证,晚上吃上安眠药保证好睡眠。第二天早饭后,进机场,每架飞机拉20人,每5人跳一批次。我们背后背的降落伞是主伞,是和飞机上钩的自动开伞,胸前抱的是备份伞,在遇到特殊情况时自己开伞。蹬上飞机后心里很紧张,嘴里不停地默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飞机拉着我们从高密机场飞往青岛海域。记得正赶上八月份疗养季节,海边站满了观看的青岛市民。飞机进入指定海面上空后,盘旋着找到插着红旗有高音喇叭的指挥舰,飞机上拉响第一次电铃,我们先跳的五人立即站起来往机门跟前移动,站在机门前等候第二次铃响。飞机在寻找准确的位置,我们直盼着快些响铃起跳,因为看到黑乎乎的大海就像一个张开的大嘴不由得心里紧张,尤其是第一个跳的人前面没有遮挡,直接看到下面的大海更是害怕。跳伞高度1500米,为了在空中降落的过程中拉开距离,体重大的人放在最前面跳,我比较胖,所以每次跳伞自然都是第一名。听到二次电铃一响,我眼一闭牙一咬,纵身一跳,在这一瞬间,教练朝你后背推了一掌,帮你顺利离机。当自己感觉身体往上提时,这是伞打开了,不往下掉了,错觉了,当睁开眼睛一看伞开了,立刻按准备好的动作程序,首先检查伞衣,调整伞绳,往救生背心里充气,两边吹,一边四口,取出屁股下坐的橡皮船,往里打气,打好气轻轻的往下放,解开伞带,准备入水时脱伞衣,人伞分离,做完以上动作瞬间入水了,进入水中很快翻上来,人头露出水面,这时把橡皮船拉到跟前,必须从小头上船,否则会把船扣到自己的头上。把船的小头压在肚脐以下,两手抓住船两边,上船坐好等待快艇来打捞。不一会海军老大哥的快艇,来到你跟前,放下钩子,先把人捞上快艇,再把伞捞上来,开到大军舰跟前,上了军舰后,洗了澡,换上衣服,坐在军舰甲板上,喝茶吃点心。海面的微风吹在脸上,完成任务后那种轻松愉快的心情感觉真是好极了。圆满完成海上跳伞任务受到上级好评。
(跳伞纪念章)
1957年国庆阅兵地面演练
(右起第二为刘英师长,左起第七为卢尚志)
(七)三次驾机参加首都国庆阅兵
1957年春节过后,按惯例部队召开作战训练会议,在会上宣读了中央军委关于我所在的部队参加当年国庆阅兵的命令,具体任务是:由 24架飞机组成8个三机编队,高度500米,以每小时500公里的速度飞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三机编队里前面的一架为长机,后面的两架左边为左僚机,右边为右僚机,三机间距均为20米,呈现等腰三角形,每个编队前后距离1000米,必须飞在一条直线上。宣布完命令,部队首长作了动员讲话,讲明受阅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既重要又光荣,只可圆满完成,不能有任何一点差错,否则无法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全国人民交代。在今后几个月的时间里,要不怕吃苦,严格加强训练,迎接党和人民的检阅,飞出国威,飞出军威。会议结束从全师的飞行员中挑选确定了20多名飞行员参加训练,我荣幸的成为其中一员,被编为第五个三机的左僚机。长机蔡春芝、右僚机藏树谦。从那一刻起,我就深深地感觉到压力和责任的重大,暗暗下定决心绝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影响到集体的荣誉。
训练从五月份开始,最紧张的时侯也正是天气最热的日子,我们每天除了空中飞行就是地面演练,领导要求做到地面苦练空中精飞。为了准确保持好僚机空中编队的位置,在长机的机翼上划有标线,然后在座舱里练习看标线。为了模拟飞行时的真实效果,练习时必须把座舱的玻璃罩盖上。夏季天气炎热,室外气温30多度,盖着玻璃罩的座舱里温度达到四五十度,好似坐在蒸笼里,坐进去一会下来就是汗流浃背,飞行服能拧出水来,但是每个人都毫不叫苦、没有任何怨言。在练习空中编队飞行时,从沙河机场起飞,飞过河北蓟县大堂会村后,一百八十度转弯,向西直对首都天安门,再飞过通县县城。在通县城门楼上,有空军评判组给各个飞行梯队照相评分。飞行成绩偶尔出现正负一米误差,不用首长批评,自己先就难受得直掉眼泪。就这样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训练,终于达到了上级要求的预期效果。
距国庆节还有一个星期时,我们开始作机务大检查。地勤同志们把飞机的各个零部件都认真仔细检查一遍,加好冷气、氧气及各种油料,为了确保飞机的安全,飞机检查完毕后,最后把各工作窗口都用铅封好,再用汽车牵引把飞机按顺序排列在跑道上,由政工干部配枪24小时站岗看守。跑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夜间有探照灯通夜照明。要求飞行员在这段时间内不准参加体育活动,不准回家(怕伤手指崴了脚,回家途中发生意外),所有一切准备都是为了检阅那一刻做到万无一失。
十月一日早晨六点,飞行员刚一起床,航空医生就来到宿舍,给每位飞行员查体温、量血压、数脉搏,了解休息睡眠情况、掌握每位飞行员的身体状况,确定能否参加飞行。早饭后,穿好飞行服,携带飞行装备进场。到场后,首先由指挥员下达飞行命令,政委作简短动员。大意是说,“这次阅兵飞行是一次十分重大而光荣的政治任务,只能飞好,不能有任何差错,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同志们,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反正是讲得非常鼓舞人心,给我们每个飞行员增强了信心。紧接着气象员预报了当天上午的天气情况以及航线上北京天安门的气象条件。然后,我们拿着小飞机模型在现场做了最后一次简单演练,又重复了一遍注意事项。演练完毕接收飞机,这时地勤机组人员已列队等候,由机械师向我们报告飞机准备情况。检查完毕,飞行员进座舱,各自进行飞机通电检查,这时大约时间是九点半钟。我穿好舱内降落伞,系好安全带,打开无线电通讯设备电门,就听到指挥员和长机的询问声,同时也听到了天安门广场的礼炮声。当无线电耳机里传来地面指挥员的“起飞”命令时,24架银色战鹰呼啸着腾空而起。我们从沙河机场起飞后一直向东,飞向河北省蓟县大堂会村,180度大转弯向西对正北京天安门广场飞去。为了保证准确通过天安门的位置,地面设导航台,点燃火把,铺设T型布,要绝对保证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抬头向上30度看见飞机飞过天安门。平时训练时,通县城门楼上的评判组给各梯队照相评分后,各梯队解散,返回各自机场,我们是右转弯飞回沙河机场。国庆这天飞过通县后照直往西飞向天安门,这时空军设在东长安街北京饭店楼顶上的临时指挥台,无线电传来空军阅兵总指挥“稳住!稳住!„„”的声音。我两眼紧紧盯着编队长机,精力高度集中,确保自己的位置。当眼睛余光感觉地面出现一片黑色时,我判断这是进入北京城了,再感觉下面一片红色时估计是到了天安门广场了,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这时耳机里传来带队长机刘英师长“右转弯返航”的命令,我是左僚机向右压坡度正好看到下面是北京西郊空军总医院(因为我认识这个楼),我判断已经飞过天安门广场了,但还是丝毫不敢松懈,还要回场着陆。24架飞机解散,保持好距离做好着陆动作,准确地滑到规定位置上停好飞机,关闭所有电门,地勤人员上来打开座舱盖,下了飞机,到此,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受阅任务,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受阅总指挥部对我们的优异表现做出了通报表扬。
1958年,我又一次被选为受阅部队的飞行员。国庆节那天,驾驶着飞机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心情比1957年放松了许多。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年,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和扩建,总面积达到40万平米,广场上新建了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了展示十年来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展示我国国防力量发展的巨大成果,中央决定国庆节举行盛大阅兵仪式,要求陆海空三军提前做好准备,特别是空中受阅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
接受命令后,空军司令部作出了严格周密的安排,要求各部队一定要把此次受阅任务当做头等大事来抓,当做政治任务来完成。因为国庆这天,邀请了80多个国家的首脑前来参加庆典,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将出席庆典,所以我们要飞出国威,飞出军威。
这一次受阅有几大变化。一是空中受阅的飞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多。据说1949年开国大典仅有17架飞机参加阅兵,而且是产自几个不同国家的飞机;1957年有24架飞机,大多数也是进口的。1959年参加阅兵式的将有155架飞机,而且国产飞机占到大多数。二是由过去的3机编队改(米格15比斯战机)为5机编队,这样显得更加壮观震撼。三是飞行速度由过去的每小时500公里提高到每小时800公里,飞行高度由500米降到300米。在当时,这是一项飞行技术要求极高难度极大的艰巨任务,要求各部队选派最好的飞行员以确保圆满的完成任务。总指挥部选定曾参加过两次国庆阅兵的师长刘英为空中带队长机,地面指挥为团长季尧业。我又一次被光荣的选为参加受阅的飞行员。
我们梯队是空中受阅部队的第一个梯队,我又是在第一个五机编队。长机是副团长李官升;左内僚机是我;左外僚机是金平洲;右内僚机是李继武;右外僚机是胡仲荣。我们驾驶的是由沈阳飞机制造厂自主研发制造的喷气式歼5战斗机,在当时填补了我国航空工业的一项空白,也是我军当时最好的飞机。
我们仍然像1957年、1958年那样紧张的训练着,不过这次训练的重点是如何搞好5机编队。根据当时机场跑道的情况,5机编队只能先有3机同时起飞,紧接着再同时起飞2架,后起飞的两架转弯切半径迅速赶上去,集合组成5机编队,这样就有了较大的难度。前机发动机喷口喷出的气流很大,后机跟得紧了易吃前机气流使飞机抖动得很厉害,甚至有停车的危险;跟的松了,又容易掉队编不成五机。梯队与梯队之间前后距离1000米,要飞成一条直线,高了不行,低了不行,飞得不齐更不行。地面有设在通县城楼上的空军指挥所评判组给每个梯队飞机照相,然后综合评分。如果哪个飞行员评不到5分,不用人家批评,自己就和自己过不去。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苦练着,国庆节来到了。十月一日早6时队伍集合,按照常规进行一番准备后,进入“战斗”状态。所有指战员都信心百倍,精神饱满,准备接受检阅。我心里想,今年我飞在第一梯队,毛主席一定会看到我的。10时整,由70万人参加的首都国庆盛大阅兵式正式开始,当地面装甲兵坦克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空军部队庞大的机群准时飞过天安门广场。据说当时全场一片沸腾气氛达到了高潮,欢呼声响彻云霄,毛主席显得格外高兴,指着飞机向身边的国际友人高声说:“我们自己的飞机!”以后,每当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毛主席手搭凉棚仰望天空这一珍贵历史瞬间时,总是想着毛主席肯定看到我了,因为我是第一个五机编队,心中激动不已。
这次国庆阅兵,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国产化武器装备的巨大发展。我能连续三次参加国庆阅兵,驾机飞过天安门广场,深感荣幸和骄傲。据我了解,能三次驾机飞过天安门参加国庆阅兵的人至今乃至将来都是少数。晚上,天安门广场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焰火歌舞晚会。天上地下都是灯火辉煌,几十只探照灯光柱直插云天,不停地四处移动。我们空军受阅部队被安排在广场旗杆周围最好的位置,北京市大专院校的学生和我们围成一圈,手拉手挑起了欢乐的集体舞,跳得累了,就索性坐在广场上互相拉歌,欣赏焰火。那时的焰火各种造型、颜色虽然不像现在这样的变幻无穷,但全国各地也很少有人见到过焰火,所以每个人都是看得兴高采烈,陶醉其中。大家说呀、喊呀、唱啊、跳啊,完全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忽然,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楼顶上的几只光柱迅速转向直射到天安门城楼上,把天安门城楼照得雪亮,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大家激动的跳了起来,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一起涌向天安门。我和战友王子盛胳膊挽着胳膊一起挤到金水桥上,清清楚楚地看到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总司令、邓小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向人民群众招手致意,旁边还有赫鲁晓夫、金日成。我们喊着“毛主席万(59年飞阅天安门左内僚机是我)岁!我见到毛主席了”主席向我们招手,我们的嗓子都喊哑了。至今想起来,那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夜。
后来,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又单独接见了空军受阅部队代表,可惜要求参加接见的人太多,各部队只能派代表参加,我没有轮上,这是终生一大遗憾。
这次出色地完成受阅任务之后,上级给我们梯队集体记了三等功。
(八)为全国群英会飞行表演
我们17师驻防北京的沙河机场,主要任务是保卫首都北京。除此之外,还要承担国庆节首都的阅兵任务和为国家的大型会议及外国友人参观表演任务。
(第二排右一为卢尚志)
1959年5月份,全国群英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群英聚会。全国各个省市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积极分子、操作能手、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全军以及公安部队的英模代
(北京的沙河机场)
(北京西郊机场)
表们、志愿军英模代表们参加了这次大会。为了展示建国以来我国航空事业的伟大成就,同时也为群英大会助兴,国家决定群英会期间在北京西郊机场为英模代表们进行一次航空表演,表演的项目和表演的部队早已确定。参加表演的有空军飞行技术检查主任做的低空单机高级特技;有军区空军技术主任飞的双机复杂特技;有五航校教员飞的雅格18教练机带着红旗双机通过主席台;有伞兵师的定点跳伞表演,最后是由我们17师49团表演的5机编队低空飞行。团里确定的五机编队参加人员有长机李继武,左内僚机我,左外僚机张文啟,右内僚机刘竟明,右外僚机王子盛。
为了搞好这次表演,我们提前一个月就进行了紧张刻苦的训练。表演的这一天,根据上级安排的
时间,从沙河机场起飞到西郊机场,五机编队低空通过主席台前,返回再一次通过主席台,解散单机跟进,在主席台前做单机跟进水平8字后,再做单机打地靶。打完后,场外集合好,再次五机编队低空飞过主席台,五机一起发信号弹表示告别,退场后回沙河机场着陆。因为事前经过了刻苦的训练,加上大家都十分认真,所以整个表演井然有序,环环紧扣,动作到位,准确无误,飞得漂亮,十分成功。
完成任务降落后,中央首长和观看的群英代表们非常高兴。中央首长接见了我们所有参加航空表演的全体人员。我们在西郊机场调度楼前整齐地站好队,中央首长从我们队前通过,由我们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逐一的介绍着每位中央首长,我们高兴地
(1959年群英会照)
只是鼓掌,除毛主席没有去,其他中央首长都去了,当我看到刘少奇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还拄着拐杖。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热泪盈眶,鼓掌拍的手都麻了。一个放牛娃能受到这么多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至今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还感觉到自豪和幸福,有时在梦中还回到
那种幸福场面。
(九)难忘战友情深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大概有三种:亲情、友情、爱情。亲情只在亲人之间产生,爱情只在恋人和爱人之间产生,而友情却可以在同学、同事、朋友、战友之间产生。但我认为友情之中,最深最好的莫过于战友情深。
建国初期,国家需要建立一支人民空军,我们有幸被选为了光荣的人民空军飞行员,在长期艰苦的学习、训练、成长过程中,我们之间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友谊,不是兄弟,胜似兄弟。作为一名战斗机的飞行员一旦飞上蓝天,就要随时做好牺牲的思想准备。平时要进行各种高难度的训练,要克服异常的天气变化,要应对因为各种偶然因素在空中造成的危险情况。我身边就有几位朝夕相处的战友为了国家的防空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对他们至今难以忘怀。有时候想到自己现在幸福的晚年,看到我们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再想起他们,难免潸然泪下。
记得1957年,我们部队驻在北京沙河机场,为了参加国庆节受阅,部队正在加紧训练飞“三机编队”。长机是韩东福,左僚机是童增光,右僚机是孙树平。飞行的过程中孙树平发现飞机出了故障,减速板收不起来了,经请示指挥台后先期返场,韩东福和童增光继续训练完毕全部科目返回通场时,天空中突然来了一片黑云,那云黑的可怕,韩东福和童增光的飞机一头扎进黑云里。那时,我们还没有专门训练飞过复杂气象,仪表技术也不行,因此低空钻进云里十分危险,地面上所有的人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了,塔台指挥员季尧业团长用无线电赶紧与韩东福联络。那时我正在塔台做记分员,忽然,我看见一架飞机冲出黑云,快速向地面俯冲下去,季尧业团长赶紧大喊:“跳伞!跳伞!”眨眼间地面上腾起一团蘑菇状黑云,继而火光冲天,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就这样,曾经在陆军部队打过仗、立过大功的童增光同志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让人万分心痛,至今想起来都难免落泪。
还有两位亲密战友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让我终身难忘。在沙河机场我们三个人是住在同一间宿舍,我左边的床是中队长孙长和,二十六岁,长春人,右边的床是潘存元,二十五岁,江西人。平时我们三个人吃饭在一张饭桌上,一同飞行训练,一同战斗值班,白天黑夜形影不离,发了工资放在一个抽屉里,谁也不数,不分你我,无话不说,比亲兄弟还要亲。1958年3月,潘存元因为飞行压坏了耳膜,在空军总医院住院治疗刚回来,还在总医院找下了对象。因为他飞行间断时间超过规定,需要教练机带飞、检查。孙长和的家属来队结婚,住了一个月刚走。第二天,是潘存元出院后的第一个飞行日,就由中队长孙长和带他飞行,两人一同来到机场,同驾一架教练机滑出起飞一切正常。不料,起飞离地刚收起落架,突然飞机就着火了,喷口拉的火苗比飞机还要长。当时,塔台指挥员命令他们拉起上升,为的是争取高度跳伞,他倆一边上升,一边转弯,想转回来后对准跑道落地,转了有一半,飞机就一头栽了下来,一声巨响坠地爆炸,随即蘑菇云腾空而起。知道是出了事故,参谋长赶紧命令飞行员上车收班回家。路上,坐在车里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一句话,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沉重的心情用语言难以表达。我回到宿舍不一会儿,团参谋和通讯员把他俩行李拿走了。我难过的饭也吃不下去,晚上回到宿舍,三个人的房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看着那两张空落落床,孙长和、潘存元的身影仍然在我眼前,翻来覆去想了很多,也不知道流了多少泪水,整整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开追悼会,师部大礼堂墙上挂满了挽联,主席台上停放着黑压压的两口大棺材(那时没有火化设备),当哀乐一响,我忍不住放声大哭,战友们也都泣不成声,以泪洗面,心情十分悲痛,难以表达。事后才知道那架飞机起火,是因为涡轮叶片断了两片,打进后油箱里造成的。事后,季团长和我们刘英师长都受到了处分。
建国初期,也是空军初创时期,创建空军的方针原则是以苏联为榜样,以陆军为基础;我们飞的飞机是从苏联进口的;苏联顾问是我们的教官,带着我们飞;训练大纲、操典教令都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我们这些飞行员全都是从陆军挑选出来的。当时朝鲜战争爆发了,形势非常紧迫,为了支援空军建设,陆军所有的部队,营级以下的人员全部上站检查。上站检查除了身体条件要求非常严格外,还对家庭成份、本人出生、政治面貌、思想表现、社会关系等六个条件都有严格要求,尤其是家庭成份,必须是三代贫下中农或者是雇农。本人必须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社会关系不能有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不能有海外关系或者下落不明的亲属。
所以我们这些人,在旧社会都是穷苦人,是共产党、毛主席使我们翻身得解放,大多数人没有上过学,没有文化,是检查上飞行员以后,到了空军预备学校,上了“速成扫盲班”,才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我们这些放牛娃,能够成为一名飞超音速战斗机的全天侯飞行员,都是党的培养教育,我们是凭着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一颗心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一股精神。我们这些人在陆军吃小米扛步枪,行军打仗冲在前。在建设空军掌握尖端科学保卫祖国蓝天也是好样的。我们活着的这些人现都是80岁左右了,但是我们总算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看到了我们的国防力量这么强大,看到了我们的国家在世界威望这么高,看到了我们人民的生活这么好,看到了我们的城市建设的这么漂亮,我的心情无比高兴和喜悦,我现在享受离休县级待遇,家里鸡、鸭、鱼肉、蛋常年不断,孩子们都很孝顺,我感到晚年生活非常满足和幸福。很多战友没有看到,更没有享受到这一切,因为工作特殊,飞机失事,他(第一排左一为卢尚志)们粉身碎骨,连尸体也找不到,我一想起他们就心酸,不由得掉泪,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他们英灵永远活在我心中。
告慰战友九泉之下安息吧!向你们敬个军礼!
(十)为伊拉克军事代表团飞行表演
1959年10月,在北京沙河机场时,伊拉克军事代表团访问我国期间要参观我军航空学校,上级决定到河北省定兴县第六航空学校三团参访。因为航校教官不会飞五机小编队低空表演飞行,上级决定,我们十七师四十九团一大队由李继武带队,左内僚机是我,左外僚机张文启,右内僚机刘敬明,右外僚机王子胜,我们五人扮演教官完成这次飞行表演任务,表演时间是10月15日,计划13日由北京沙河机场转场到河北定兴机场。不料,13日这天倾盆大雨下了一天,没走成。14日上午大雨仍然下个不停,直到中午12点左右,雨才逐渐转小了,气象台预报航线上和着陆机场的雨较小,飞机可以降落,上级命令我们迅速到场立刻起飞。我们到场后连通电检查飞机的时间都没有,直接蹬上飞机发动起飞。飞机刚刚滑上跑道,豆大的雨点就又来了,硬着头皮五架飞机全部升空。雨越下越大,返回本场着陆是根本不可能了,有的地勤同志说,准备开追悼会吧,可是我们五个人只能咬紧牙关坚持着朝定兴机场飞。在云中飞降低了高度,北京的西面是山区,飞的低了怕撞到山上,拉起高度飞又怕飞过了定兴机场,因为沙河机场离定兴机场并不远,所以,只好慢慢的下降高度,隐隐约约的看见了地面,又看见了铁路,顺着铁路看见了定兴机场,马上向塔台报告。当时定兴机场塔台指挥员是六航校三团团长,他说咱们空军真不简单有技术这么高超的飞行员,下着这么大的雨还敢飞。当时塔台上坐着我们空六军副军长李长青,他在我们师当过副师长,对我们的飞行技术情况比较了解,急忙从三团长手中一把夺过无线电指挥话筒,指挥我们五架飞机反方向由北向南顺利安全着陆。当我们把飞机滑到停机线,地勤同志打着雨伞来接我们时,打开座舱盖,惊讶的说,真是了不起呀!这么大的雨你们还敢飞。事后听说,北京军区气象台和调度室受到了批评。第2天上午,我们圆满的为代表团做了飞行表演,还和伊拉克军事代表团照了合影留念,我记得他们有四个少校,穿着军装,上衣口袋挺大。这次有惊无险的空中转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
(十一)回忆我入闽对蒋作战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处在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国家内外困难。
这时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以为返攻大陆的时机已到,不断对我沿海地区进行骚扰,经常派飞机到福建沿海一带进行低空侦察。为了确保国家的安全,粉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中央军委决定,除采取其他必要措施外,从空军部队抽取精锐力量进驻福建前线。我们空军航空兵17师连(1960年福建漳州机场战斗起飞照)续三年参加首都国庆阅兵后,于1960年4月,奉中央军委命令入闽对蒋作战,守卫东南沿海。我们49团是全师战斗力最强的团,师里从我们团挑选了8名飞行员,由团长季尧业代队,2号机张文启、3 号机李继武、4号机王子盛、5号机蔡永生、6号机张平、7号机任效忠、8号机是我,我们8人组成了8机尖刀大队,以低空无线电静默隐蔽转场,进驻福建漳州机场。
我们进驻漳州机场之后很快就感觉到这里的战争气味非常浓重,人们心里紧绷着打仗的弦。
(漳州机场)
因为我们是来福建前线执行对蒋作战任务,所以经常有领导和文艺团体来部队慰问。当时我飞的是8号机,我们八个人都在心里暗暗发下了誓言,要为国家立下战功。当时进驻漳州机场的还有空14师40团,由团长桓树林带队的8架战机。尽管保密工作非常严格,但我们进驻漳州机场的消息还是被台湾知道了,蒋介石说共军的首都师来了,他心里十分不安,想要探个虚实。几天之后,派了8架F86飞机来骚扰挑衅,直向大陆飞来,来势凶猛。当时,我们漳州、福州、新宁、连成四个机场立即出动了4个8机共32架战机空中拦截。敌人面向大陆爬高飞来,我机起飞后,背向大海,面向内陆爬高。当我机争取到高度优势后,福州军区空军指挥所下令我机180度转弯,面相敌机迎头飞去。这时,敌人设在金门岛上的雷达看到数量、高度、位置对他都不利,只好左转弯90度在海上飞,我机便向右转弯90度在陆地上紧跟其后飞,双方间隔大约三四十公里,我们在敌人的右后上方占据有利位置,密切监视着它的行动,敌机看了看占不上什么便宜只好左转弯飞回台湾去了,我机也奉命右转弯飞回大陆。
我们返回漳州机场,前面落地的飞机,有的在调头加油,有的在退炮弹准备再次起飞。我是8号机最后一个着陆,刚一滑到停机线停车,关掉电门,打开舱盖,正在出座舱,就听到空中有飞机响声,我还以为是兄弟部队来加油的(因为当时福建前线有个规定,战斗出航的飞机返航时,如油料不够,距哪个机场近,就到哪个机场加油。)就在这一刹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我抬头一看,跑道西头进来一架飞机,高度很低,速度很快,机头是尖的,颜色是灰的,我立刻断定这是敌机,因为我机机头是平的,颜色是白的。就在这眨眼的瞬间,山坡上的我军高炮部队开火了,噼里啪啦就像炒豆子一样,这时敌机加大了速度,进一步降低了高度,声音如同硬雷振天作响,从我头顶掠过,我的头不由得缩了一下,无可奈何地眼看着敌人由西向东超低空顺着跑道飞过,一转弯由厦门过金门回了台湾,把我们漳州机场情况全拍照走了。
事后听说敌人8架F86高空飞来是专门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敌人RF101低空侦察机,早在离大陆较远的海面低空盘旋等侯,趁我机出航回来全部降落来不及再起飞时,用调虎离山之计达到了它侦察漳州机场的目的。敌人完成了任务,据说那个飞行员还受到蒋介石亲自接见和奖励。
这次事件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解放军总参、空军总部、福州军区三级工作组来到前线做了严格的检查,并制定了严密的对策,对我们福建前线各部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此我们的值班等级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准备更加充分,飞行员坐在飞机座舱里一级战备值班的次数大大增加,各战勤人员保证坚决不能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漳州炎热的夏季,气温高达40来度,太阳晒得飞机铝皮烫得手不能摸,地勤穿着胶鞋在水泥跑道上不能停留,两脚必须不停的替换走动,否则脚板烫的受不了。我们飞行员一级战备值班坐在座舱里,穿着飞行服,系着安全带、外套救生衣、抗压衣、头戴皮质飞行帽、脚穿高筒皮靴。机械师给打着遮阳伞,政委不停地给送冰水喝,就这样坐上半个小时下来衣服就能够拧出水来,全身长满了痱子,又疼又痒不是滋味。
8号机空中转弯时在最外侧,半径大、动作量大、负荷大。因此要求飞机挑选性能最好的、发动机推力最大的,飞行员身体素质和各方面条件最好的,当时我的身体全团是最好的。所以,领导决定让我飞8号机,我二话没说,一口答应。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任务不管有多么艰巨,多么危险,多么困难,我们每个人都会毫无任何怨言。 8号机在跑道上停放的位置,距离休息室最远,估计有100多米,每次转进一级战备,从休息室往飞机上跑,如同百米赛跑冲刺一样,因为地面争取1秒钟,到空中就是几百米的高度,关系战斗的胜败,哪能不拼命的跑啊。遇着一天跑上几次一级战备,晚上收班回来时,腿疼脚后跟疼,上汽车都困难。
但是,无论条件有多么艰苦危险,只要一想到自己是在保卫祖国,为人民守卫领空,就有一种神圣的自豪感,心里是快乐的,精神是饱满的。因为我们接受的是党的教育和国家的培养,心里牢记着毛主席为我们空军部队的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当飞行员就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再苦再累心甘情愿。
一九六○年六月的一天上午,上级命令我团由团长季尧业带队2号机张文启、3号机任效忠和4号机我组成侦察小分队,到蒋军占领的金门岛进行超低空侦察,了解敌人高炮阵地及兵力部署情况。我们接受任务后立即做了充分的准备,研究制定了实施方案,从起飞、进入敌占区上空、直到退出返场,从高度、速度、进入角度、退出时机等等都准备的滴水不漏。上午10时许,我们四人根据指挥员的命令,紧急进入一等战备状态,登上了早已准备好的歼五型战斗机座舱内,待命随时起飞。炎炎的烈日就像头顶上的火盆在烘烤,加上水泥停机坪返上来的热气,使得飞机座舱内好似蒸笼一般,进入座舱没有一分钟,汗水就好像无数小虫子从头上开始往下爬。航空时钟在滴嗒滴嗒的走着,脸上的汗水也在滴嗒滴嗒的流着。
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十分钟…..突然“砰”的一声盼望的绿色信号弹终于打响了。机械师帮我开车发动飞机,我穿上降落伞、系好安全带,迅速的滑向跑道后直接加大油门,四架飞机呼啸着腾空而起向金门岛飞去。漳州机场的跑道是东西方向,如果向东起飞,起飞后一收起落架就要立即转弯,不然的话就会直接飞到金门上空遭到敌人的火力攻击,因此,我们是向西起飞,起飞后上升到高度2000米,左转弯向东南飞行。距目标40公里时,为避免敌人雷达发现,急推驾驶杆下降到高度200米改平飞,快接近目标时,以每小时800公里的速度超低空的高度飞越目标。具体的飞行高度是多少,当时谁都顾不得看高度表,只是目视地标,避免撞到高楼、烟囱,估计也就是几十米的高度,因为我们知道高度越低、通过越快,敌人炮火的威胁就越小,我们照的相就越清晰。根据预先准备的方案,通过敌人金门岛上空之后,立即上升转弯,在晋江、惠安一带退出。在上升转弯时我回头一看,敌人猛烈的炮火在空中炸开了花,白烟飘散在空中,画出无数个圆圈,寓意是祝贺大陆飞行员圆满完成任务。此次侦察十分成功,受到了上级的好评。
在我们驻防漳州机场那段时间,台湾蒋军几乎每天都要派运输机向金门运输军用物资并用四架F86战机进行掩护,待运输机着陆后四架战斗机再伺机骚扰大陆。有一天上午轮到我一级战斗值班,突然警报骤响,我们八机立即起飞飞向战区,待我们占据有利高度准备进行攻击时,敌机见势不妙急忙下降转弯向海上飞去。当时我军的作战原则是不入海作战,为了不违反规定,指挥所命令左转超低空返航。长机带领我们急速下降高度向漳州机场飞去。没有想到的是当我们路经进入我军高炮阵地上空时,高炮部队误认为是敌机入侵,突然开炮拦截。因为我是八号机飞在最后,高度低速度大,清楚地看到一颗颗炮弹在我飞机周围爆炸后的烟花,我一边保持队形一边大声喊叫:“别向我开炮!” “别向我开炮!”。着陆后在牵引车上战友们问我:“老卢你喊什么?”我说:“差点把我打下来”“你喊他们能听见呀?”战友问。我说:“我听见啦”大家哄堂大笑,说:“卢胖子命大,炮弹长眼睛了”。此事惊动了解放军总参和空军总部,福州军区三级工作组下来检查找原因,福州空军和高炮部队,两家指挥所有关人员都受了处分。
为了提高我军的战斗力,除了战备值班还要进行空中实战训练。记得有一次,福州空军命令我团和驻连成机场的九师各派出八机用近似实战的方式进行对抗演练,以考核检验双方部队的作战能力。我团还是我们八人参加,我还是八号机。演练那天,我们八驾歼五飞机从漳州机场起飞,兄弟团八驾歼五飞机从连城机场起飞,由地面各自指挥引导进入作战空域。为了便于空战区分敌我,兄弟团的飞机尾翼上涂了红色颜色。10点30分一(红色的飞机尾翼)颗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我八机鱼贯滑出双机跟进起飞,以整齐的队形按指挥所的引导飞向战区。在高度6500米时2号机发现敌机,1号机下令攻击,当敌机发现我们后急速上升转弯抢占有利高度,这时3、4号机突然加速跃入敌机上方,这个动作使敌机乱了方阵,东一架西一架各自为战,1号机随即下令以双机咬住一架敌机进行攻击。这时空中16架飞机你追我赶上下翻飞,这是自我飞行以来在没有预演也不了解对方情况下的一次实战演习。正在我们打的难解难分的时候,福空指挥所突然下令停止战斗,双方飞机都在漳州机场着陆。中午,我们和兄弟团在同一个餐厅一起吃饭,只见他们个个低头无语也不吃饭,很奇怪。后来我们才知道在这次对抗演练中不知何故发生了一等事故,兄弟团牺牲了一名飞行员。这次演习看起来是我们胜了,但因牺牲了一名战友摔掉了一架飞机,大家却是胜无笑颜。
就这样,在漳州机场驻守对蒋作战近三年时间,总计战斗起飞二百多次,胜利的完成了驱逐敌机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敌人看不到丝毫希望,反攻大陆的美梦彻底破灭了。
这三年的经历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现在回忆起来,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也给我留下终身留念。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因飞高空气压变化大,耳膜被压穿孔,造成航空性耳炎,至今耳朵常流黑水。战斗起飞,往飞机上争分夺秒地跑,摔倒划了个口子,缝了三针,至今右手上留有疤痕。福建夏天地面气温高,到高空座舱就结冰,双膝冻下了关节炎,至今走路困难。与敌人打空战,动作量大,负荷大,心脏承受压力也大,很早就患上了心脏病,现在心脏放着四个支架,还置入了起搏器,医院的专家说我这全是职业病。可是,为了国家安宁、人民幸福,我无怨无悔。
(1961年10月15日于漳州机场17师49团、14师40团留影)
第一排左起第五个为卢尚志
后排左起:张文启、王俊文、陶少坤、董修正、张平、孙树平、孙庆祥、藏树谦、王佰在、王子盛、李继武、罗正高、刘竞明、胡恩元、蔡永生;
前排左起:王正效、陈庆兰、韩东福、张国军、卢尚志、杜吉成、岳轩、边克平、桓树林、任效忠、刘子田、40团航医
(十二)我的一次事故征候
1963年春季,我所在部队在河北省唐山市驻军时,一天,气象台预报是个飞复杂气象的好天气,按规定惯例每次飞行,在飞行员起床前航空医生都要先到飞行员宿舍给每位飞行员量体温、数脉博,询问睡眠情况等了解飞行员身体状况,以确定能否参加飞行,确保安全。检查完以后,王医生问我:“你的咳嗽好了没有?”我说:“没有完全好”,王医生说“那再给你两片药,一次一片,饭后吃”。我吃完早饭拿出药吃时,一想到中午在机场飞行忙怕忘记吃,再看这药片很小,一下子吃了算了,就把两片药一下全吃了。到场后领导下达完飞行任务,大家就开始各就各位。我被安排在第一批起飞,在往飞机跟前走的路上,感觉到头重脚轻,腿也有点软,当机械师陪我接受检查飞机时,我觉得好像喝醉酒了一样,机械师问我怎么了,我还说没有事,完全把吃药的事忘记了。抬起头看了一下天空,云黑沉沉的,很低也很平稳,飞云中课目非常好,很长时间难以遇上这么好的天气条件了。我两只胳膊振了几下,清醒了一下头脑,深呼吸了一口气,下决心飞。然后我就进座舱做飞机通电检查,查完后,穿好降落伞,系好安全带,打开无线电及其它有关电门,就在这时王医生气喘嘘嘘地跑来说:“老卢,指挥员叫你下来,等一会儿再飞”,我当时很不愿意下,正犹豫着,我们一大队政委张宗政也跑过来叫我下来。下了飞机后,小车把我送回宿舍,只觉着头脑发昏两眼发沉不一会我就睡着了,中
午饭也没有吃,一觉睡到了晚饭后才醒来。第二天,全团飞行讲评时王医生受到很严肃地批评,我当场站起来报告说,这事情不能怪王环同志,他已经告诉过我一次吃一片,我自作主张吃了两片完全是我自己的责任。事后,领导没有处分王环同志,给我记了一次严重事故征候。这件事是机械师向上级报告的,由于他的高度责任心因而避免了一次机毁人亡重大事故的发生,因此,上级给这位机械师记了一次三等功,还在空军报上做了登报表扬。我至今想起这件事来,后怕的同时也深深地感谢这位救了我一命的机械师。
(十三)副师长带我改出螺旋飞行
螺旋是一种非正常的飞行状态,由于飞行中操作不当,飞机在空中失去速度,就会像树叶一样一圈一圈的旋转着往下掉。在航校飞初级教练机时,由教员带飞操作,飞过一次感觉螺旋,但那是小速度飞机。自从飞喷气式战斗机后就再也没有飞过这种科目,因为,喷气战斗机重量大、速度快、掉高度多不易改出,我们师五○团就有两次螺旋事故,造成一名飞行员牺牲,两架歼六飞机坠毁,全空军发生这样的事故也有百余次,它直接威胁着飞行员的生命安全,同时也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1963年我们师驻防河北唐山机场,一天团里决定由孙庆祥副师长带我飞二十练习,内容是改出失速螺旋飞行。我一听说飞螺旋心里就咯噔一下, 有点紧张。因为这个科目不仅难度大, 从未飞过,而且很危险。但又一想,自己是副大队长又是团里尖子飞行员,团里让我飞这样高难度的科目是对自己的信任,还有副师长在后舱给我壮胆,自己有决心有信心一定能够完成好这项任务。
在预先准备阶段,孙副师长详细的给我讲解了改出螺旋的方法与要领,我俩作了细致的协同,并要求我在练习器上反复地体会练习动作,地勤教练机中队挑选出一架乌米格教练机2542号,特别对机翼、大梁、框架进行了探伤,对跳伞系统也进行了探伤调整。经过几天的周密准备,飞行的当天是个万里无云的好天气,指挥员安排我们在机场的上空飞,并组织大家在地面观看,一个意思是为了便于观赏这项平时很少见到的危险飞行科目,起到示范的效果,给大家树立信心,另一个意思是万一改不出来,跳伞后也好施救。上飞机前孙副师长还嘱咐我改出的要领和特殊情况的处理,我俩一同往飞机跟前走时,副师长又对我说:“尚志要勇敢”。这句话对我印象深刻,至今还记得清楚。此科目飞机不带副油箱,起飞后保持发动机额定转速,表速500公里∕小时,上升转弯飞向机场上空。高度6000米时报告地面塔台指挥员,并请示开始动作,得到允许后,收尽油门,消失速度后继续爬高,当速度降到230公里∕小时左右时,飞机开始抖动, 表速继续减少到200-190公里∕小时,飞机剧烈抖动,呈现失速状态。这时我心里非常紧张,知道时机已到,就在这一瞬间,我猛地蹬舵拉杆,这时飞机快速旋转进入螺旋下降状态,并且旋转半径小,离心力大,负荷大,把人甩在座舱一边,很难动弹,操作困难,但此时驾驶杆必须推正,否则就改不出螺旋。所以,为了确保推正驾驶杆,每架飞机都在座舱仪表板上划有一条白线,飞机旋转两圈后,坐在后舱的孙副师长让我改出螺旋。我按照预先地面准备的方法和要领,猛蹬反舵,迅速准确地对准白线推前驾驶杆,很快飞机停止旋转后,迅速收平舵,当飞机进入俯冲状态后,加油门把飞机拉起来,至此,飞机顺利的改出螺旋恢复到了正常状态。着陆后塔台的飞行值班员开玩笑说:“老卢呀,多转两圈呗,看着挺刺激的。”我说:“去你的吧,转两圈掉高度就接近两千米了,再转还让我活吗?”由于我顺利完成这次改出螺旋复杂飞行科目,受到了上级的表扬,我自己也通过这次飞行消除了进入螺旋状态的恐惧感,以后再飞高难度的科目就更加得心应手了。也给全团同志们作了示范,树立了信心。
(十四)参加入滇抗美援越作战
1963年秋天,美国鬼子发动侵略越南战争,那时我国和越南之间是同志加兄弟的友好邻邦关系,所以我们的部队也介入了抗美援越战争。
那个时候我们空军部队为了培养拉得动、打得赢的过硬战斗作风,一有任务就是突然袭击,紧急行动。一天早上四点来钟,飞行员宿舍走廊里的战备电铃突然响了,我们大家飞快地穿好飞行服,携带飞行装具,到教室紧急集合。我们赶到时,师长刘英、副师长邵维民、师政委郭黔已在教室等候,知道这次情况必不一(地勤检查飞机照)般。大家很快坐好,师长传达上级命令,军委总部命令我们歼击航空兵17师,进驻云南昆明巫家坝机场,执行抗美援越任务。传达完命令郭政委作了简短动员指示,接受任务后我们分头研究去转场航线,协同空中动作。早饭后立即进入机场,起飞奔赴云南。
转场飞行为四机编队。我们49团是第一梯队前四机,邵维民副师长一号机带队,二号机孙庆祥,三号机刘勋,四号机是我。在昆明巫家坝机场驻防了几个月时间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天拂晓,突然接到命令,低空紧急转场,进驻云南蒙自机场。我们蒙自机场一落地就有昆明军区文工团在停机坪慰问演出。蒙自机场跑道是南北方向的,顺着一条大山沟,距离中越国境线很近,飞机向南起飞,一收起落架就得转弯,否则就飞出国境了。跑道西面山坡上是个旧市的一个锡矿,到了夜晚看上去,灯火辉煌,花红柳绿就象一座城市。部队刚去时飞机一响,少数民族群众就从深山老林里跑出来,聚在山坡上看飞机飞行,人很多就象北方赶庙会一样。当时,蒙自机场还驻有越南空军部队,他们飞的是米格17飞机,所以我们称他们为“南17部队”,我们住在前楼,他们住在后楼,在同一个空勤灶吃饭,也在同一个操场出操体育锻炼。平时我们站队是列横队,指挥员站在队前,喊向右转齐步走;南17部队是列纵队,指挥员一喊就直接走。空勤灶专门给他们做蛇肉、青娃肉,我们中国人不敢吃。我们的教炼机教官专门为南17部队培养训练飞行员,使他们的技术达到作战水平后回到本国对美军作战。当有了敌情,南17部队起飞时,我们也同时战斗起飞,在我们的国境线内巡逻等候,掩护他们作战,我们的作战原则是不出境作战。但是,如果南17部队接敌后向我国这面跑,美国鬼子敢于追赶越了国境线我们就可以不受国境线的限制追赶出国,打击作战。我们的任务除了掩护支援南17部队对美作战外,还要打击美国高空U-2型无人驾驶侦察机骚扰我国。打击台湾蒋介石集团放来的空飘汽球,美国的无人飞机入侵我国高度在1万8千米以上,那时我们部队装备得是歼5型战机,我机每次起飞迎战,高度最高在1万6千米左右,高度差1千多米,够不到打不着,只能跟在敌人后面,干看着敌机从入侵到离去,大家心里又恨又气。敌机常来入侵掻扰,我们是保卫祖国蓝天的卫士,却不能教训入侵者,可想有多么的气愤。后来东北空一师老大哥部队张焕连同志驾驶着歼6型战斗机,打掉敌人一架U-2无人机,人家开庆功大会,我们大家发牢骚说,值班战斗出航是我们,立功受奖是人家,人家吃肉我们啃骨头。张焕连同志打下敌机那天,正巧我是塔台值班员,张焕连把我误当师长,走到塔台前给我敬了一个正规的军礼,后来大家把这事当笑话传开了。
一直到1965年7月份,有一天听到我们的机务大队地勤同志们唱歌,歌词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那里就安家„„”。不久召开大会,传达了上级命令,退出轮战撤回河北唐山机场,可是把我们朝夕相处多年的亲密战友地勤机务大队的同志全部留在蒙自机场。分别时我们恋恋不舍,很多同志流下了眼泪,转场飞回来时,我的长机是曹仲良,我是2号机,3号机徐凤甫,4号机陶少坤,我们是第一梯队。1964年在蒙自机场,为了提高保持战斗力,把我(1964年云南蒙自轮战)左起:徐凤莆、何振钦、卢尚志、蔡春芝、陶少坤、孙庆祥、曹仲良、刘竞明
们17师原来的49、51两个团,整编成了三个大队,两个团的1大队为49大队作战大队,两个团的2大队为50大队,两个团的3大队为51大队,训练新飞行员大队,为了保持提高战斗力,把我们几位中队长全免了职,我被分在49大队。也就在蒙自1965年全军减薪定级取消带了10年的军衔,改成红领章、红帽徽。
(十五)我给越南空军送飞机
1964年,在云南蒙自机场抗美援越轮战期间,我曾经执行过给越南空军送飞机的任务。
当时为了支援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苏联决定援助越南战斗机,并提出要经过中国的领空亲自送到越南。而那时中苏两国的关系处在对立状态。据说这件事请示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说:那不好吧!让你的军用飞机在我们的领空飞,成何体统!后来经过协商,决定苏联方面把飞机装箱从地面送到山东高密机场,在那里与我方进行交接后,由我方机务人员进行组装,再由我国空军亲自把飞机送往越南。这是一次具有国际主义意义的转场,既关系到越南抗美战争的胜败,又有国际影响,要确保安全,万无一失,出了差错任何人都担当不起,同时也是对中国空
军实力的一种考验。因此,空军总部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把任务交给了北京军区,北京军区空军总部最终决定把这一重要的援外任务交给了我们十七师。师里接受任务后,高度重视,认真地挑选了八名政治思想好、业务技术精的同志来承担此次重任,我又一次荣幸的被选中。记得这八位同志是张建新、利基才、张进发、房渤生、于文亭、徐凤甫、刘勋和我组成八机转场,由张建新团长带队。到了高密机场后,我们见到了苏联空军负责人、越南的空军司令以及我们的空军副司令李忠权。早饭后到教室由咱们的空军李副司令员向我们讲明了这次集中大家来的主要任务就是给越南空军送苏联支援的飞机,并且强调任务的重要性,只能顺利完成,绝不能有任何差错。他还说:你们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优秀飞行员,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圆满完成任务。会后,我们对此次任务的航线、容易出现的问题、沿途在哪里加油、如何交接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部署,拿出了一个可以说是万无一失的方案。
虽说我们几个都是老飞行员了,可那都是驾驶自己熟悉的飞机飞行,这次驾着别人的飞机飞,心里不免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大家都抱定了一定顺利完成这次国际主义任务的决心和信心。启程之后,一路有越南空军司令坐运输机随行,每到一处,都把我们当越南友人盛情接待,任务完成的相当顺利。前后一共送了两趟,去时,我们八人驾着苏联人的飞机,回来时,由空十三师专门派运输机送我们。圆满完成任务后,我们受到了空军总部的表扬。
(十六)我和师长打空战
我师在云南轮战期间进驻蒙自机场,我记得是1964年上半年的一个飞行日,空军昆明指挥所一个考核组来到跑道起飞线,提出要对当时任副师长的邵维民进行单机空战考核并提出几个条件,一是对手由被考核人挑选;二是空战按排在机场上空进行;三是不准进行地面协同;四是着陆后立即取出胶卷由考核组判读。四个条件虽说不高,但由于突然提出并且马上执行,就打乱了当天的飞行计划并给实施空战的双方飞行员制造了紧张气氛。当时我正要登机飞双机特技,这时训练参谋要我到塔台去接受这项突然的任务。接受任务后邵师长与我走向我要飞双机特技的那两架歼-5飞机,一路上我两人默默无语(检查组的人一直跟在后边)。
邵维民副师长,山东定陶人,1929年12月出生,原北京空军技术检查主任,调到我师后任副师长(后任师长)。邵师长是四种气象飞行员,飞行技术高超,尤其是仪表技术飞的无可挑剔,我的昼复和夜航都是他带出来的,他的飞行技术是我的偶像和向往。
从接受任务后师长一句话都没说,就连开车、滑出、起飞也都是用手势指挥。由于空中没有其它飞机,飞行员都站在塔台周围观看,无线电里一直没有任何声音,静的出奇。虽说考核的是师长但在上级和同行的注视下我一点也不敢怠慢,细小疏忽都逃不过同行的眼睛,我一手紧握油门一手牢牢抓住驾驶杆,两只脚踏住舵不敢有点滴闪失。滑上跑道后师长没有刹车的意思,我看他手向前一指,示意起飞,于是我一加油门紧跟其后双机腾空而起,刚刚收好起落架,一个半筋斗翻转就使飞机来了个180度转弯向机场上空飞去,当飞到机场上空时飞行高度已4000公尺,这时听到师长说你右我左解散。这意味着空战现在开始。当我右转180度时发现师长已到我的身后,这时我想师长就是师长,一圈未到我就被他咬住了,我急忙向右做了两个横滚,师长动作极快也紧做了两个横滚,我一看一时无法摆脱就将油门推到头向太阳方向跃升,这一招还真灵,当我到8000公尺时,已看不到师长的踪影,我向左一压坡度发现师长在我左下方几乎平行,真是天赐良机呀,我点了一下减速板飞到师长身后用光环紧紧套住师长,3000米、2000米、1000米,这时我想:师长,你输定了,正当我要按下炮钮射击照相时,目标突然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就这样他咬我我咬他上下翻飞作各种特技动作,相互不让,从8000米到3000米直打的难解难分,从单机攻击到双机高级特技我所飞过的科目都用上了也很难有一次有效射击。这时我们听到停止空战返航的命令,于是停止攻击以密集队形低空通场小航线双机着陆。
下了飞机,嘎斯吉普车早已在着陆线等候,师长摘下飞行帽看了我一眼,边咂嘴边摇头,一脸难以形容的表情。当时我也没有明白师长是啥意思,于是我伸出大拇指做了一个赞许和佩服的动作。经过现场判读我俩空战结果为零比零。半个世纪过去了,我终于解析出了师长咂嘴摇头的意思。
考核副师为哪般? 提升必经这一关。
如果老卢让一马,副师转正在眼前。
没想老卢太较真,正师耽误整两年。
七十年代后期敬爱的师长邵维民同志因患骨癌去世,我在空中总医院见了他最后一面。我无法核对我的解析是否正确,但我确认那个年代实事求是是至高无上的。敬爱的师长我们怀念您!
(国产歼六型超音速战机)
(十七)一次迫不得已的“断电”飞行
1966年,我国在自主设计制造的歼5战斗机的基础上,改装成歼6战斗机。改装后的飞机性能如何,需要严格检验试飞,飞行员要进行大量的科目训练。
我们部队在河北唐山机场进行歼五飞机改装歼六型飞机的飞行训练,按照歼6飞机的飞行训练大纲规定,改装歼六的最后一个训练课目是“高空复杂特技”。一次,我驾驶歼6飞机执行改装训练的最后一次任务,当我在空域按规定要求做完最后一套动作,收油门下滑对准机场准备返场时,突然间发现飞机漏电了。驾驶杆、油门、方向舵到处都是电,根本不能触摸,飞机完全失去操纵了,很快垂直向地面俯冲下去,这时我一看升降速度表,飞机以每秒钟200多米的速度坠落着,高度表在12000米,并且正一圈一圈快速的降低,再看速度表,速度过大,跳伞也已经不可能了。这时我头轰了一下,我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紧张万分!我首先想到头脑要冷静,要沉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间想起,有一年国庆阅兵训练时,空中无线电一发话,我的飞行帽耳朵后面就有电电我,落地后经地勤人员检查,是由于我飞行中出汗过多,飞行帽湿了,造成了无线电的漏电现象。于是我就想到关闭无线电源,当我关闭了无线电电门后,再一摸驾驶杆没电了,飞机能够正常操纵了,我很快把飞机拉起来,以小上升角上升,再一看油量表,油量指示不多了,只好收油门对准机场下滑返场。在返回机场的途中,我想到按照规定没有无线电失去地面指挥的飞机着陆前,必须得飞到地面指挥台上空左右摇晃机翼,给地面一个信号,以便使指挥台知道我的飞机无线电出了故障,指挥其他飞机在着陆航线上给我让路。在做完上述规定动作,加入航线准备着陆时,又想到,刚才飞机失去操纵,是因为有高度才有时间处理,刚才瞬间高度下降了6000多米,现在我在航线上飞行高度只有500米,如果飞机再漏电,根本就没有时间处理,所以带电飞行非常危险。这时我想到让飞机上完全断电,可是完全断电飞机上的各种电动仪表就都不指示了,只能完全靠肉眼和经验判断驾驶飞机,何况还有放起落架,着陆后放减速伞的问题,因此还是有较大困难和危险的。但是我想,凭着自己过硬的技术和多年的飞行经验,相信自己一定能行,相比较还是断电着陆危险要小。于是我就果断地把飞机上的蓄电瓶、发电机、电门全部关闭。这时再一看,地平仪翻了,电动仪表全部不指示,指针东倒西歪,十分吓人。此时,我精神高度紧张,使出我全身的力量,驾驶着我心爱的战鹰,用应急放下起落架,操纵飞机准确的做好三四转弯,对正了跑道,调整好下滑速度,对准下滑点,飞机缓缓下降,准确地降落在跑道的规定位置上,在没有减速伞的情况下,用应急刹车把飞机刹住,安全地停在跑道头上。这时我那颗快要蹦出来的心才落了底。当地勤同志手忙脚乱扛着梯子上来,打开座舱盖一看我满头大汗,都惊呆了,连忙问我“怎么了”“怎么了”,我这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说“飞机漏电,失去操纵,我把电门都关了!”众人都惊呆了。
这一次化险为夷,不仅为国家避免了巨大的损失,而且也给战友们树立了一个临危不乱、凭着坚定信念和良好技术取得胜利的优秀范例。事后,我受到了全空军通报表扬,空军报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我急中生智排除险情的事迹,同时上级还给我记了一次二等功。
(十八)团长的飞机险些撞下我
我们团是 1966年在河北省唐山机场改装歼6型飞机的,那时还没有歼6教练机,都是用乌米格带飞。当时我们这些飞行员都是五十年代初期航校毕业的,大部分是从陆军来的,文化基础较差,从亚音速飞机一下改成超音速飞机都有一定困难。不管怎样我们都努力克服了各种困难,顺利的闯过了理论关通过带飞又进入了单飞,在起落航线、单机特技、双机编队等等科目都顺利通过考核。
有一次我和我们团长季尧业飞歼6机的“双(飞升限的歼六型战机)机升限”(飞机性能的极限高度)课目差点相撞。按一般情况空中完成课目,回场着陆前都要先飞过跑道上空(简称通场),由塔台下令解散单机跟进着陆。因为是左航线,所以必须是左边的飞机先走,通场前我就告诉他:我在他的左边,可是他忘记了。当飞到塔台上空,塔台下达解散的口令后,他以极快的动作大坡度先于我左转弯要先行着陆。当我发现他那架飞机突然向我贴过来时,他的左机翼尖离我的座舱盖只有几米的距离。他这种突然的动作弄得我措手不及,如果这时我也压坡度左转弯必会发生两机相撞,我只好迅速推机头降低高度直线超越错过一个高度差,从他下面穿过去,然后压坡度左转建立航线着陆。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我们驾驶的是新式飞机,地面上观看的人不少,他又是团里的一把手,虽然嘴上不说,但我俩都心知肚明,都有自尊心,我也有爱面子的心里。所以,我尽力把队形编小编稳,他也知道我的编队技术过硬,因此他通场时的高度低速度大,动作猛,可想当时有多么惊险啊!地面观看发现的人员都说吓出一身泠汗,惊叹不已,说我们创造了一起左梯队通场左航线长机先着陆的先例。事后,给团长记了一次严重事故征侯。
(十九)突出政治大讨论几乎打了饭碗子
一九六六年我在河北省唐山市飞机场驻军。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最盛行的时期,部队也不例外,甚至更为严重。当时,地方搞武斗打砸抢,上级命令我们空军飞行部队要保持绝对稳定,执行“五保卫”任务(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祖国、保卫人民)。我们部队除了战斗值班飞行训练外,其余全部时间都用在了搞“三忠于”“四无限”上,飞行员们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忠心和深厚感情,整夜用针线绣毛主席像、绣忠字,用有机玻璃制作毛主席像纪念章。部队营房里从办公室到会议室、模拟飞行的教室、从宿舍到食堂、大礼堂,只要有墙壁的地方全部贴满了毛主席语录。不论官兵还是家属,不论老人还是子弟小学的孩子们,无一例外:每天两次“天天读”学毛著,每次半小时,每天要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一日三餐要对着毛主席像敬祝万寿无疆,同时早饭唱《东方红》,午饭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晚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每次会议前后也是如此,就连我年过古稀的老母亲来部队看我,也必须跟着家里的人从早到晚履行一遍“程序”,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搞笑。除了每天必须的这些形式之外,要求飞行员人人必须熟练背诵“老三篇”和《反对自由主义》,站队喊口令,飞行空中指挥的术语都是用毛主席语录代替,真正做到“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极左的形式主义达到了极端的程度。
就在这个时期上级来了命令,要求我们停止一切战备训练,专门开展“突出政治大讨论”活动,大谈突出政治的甜头,不突出政治的苦头。
有一天全大队飞行员在进行大讨论时,谈到对毛主席越忠于越好,要忠到绝对,谈到毛泽东思想把马列主义理论发展到了顶峰再顶峰。因为六○年在福建漳州轮战时,我利用战斗值班等待起飞的间隙,反复的学习过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因此,我懂得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所以,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列主义,但不是发展到了顶峰再顶峰。我的这个观点一发言立刻就遭到了大队政委邹德义的反驳和批判,我不服气就回驳了他。这两种观点认识在全大队展开了争论,多数人是顺着邹政委的意思表态,也有少数人不发言。第二天又讨论了一天,基本上可以说是对我批判了一天。我这才感到苗头不对,想了很多。因为学毛著的心得笔记写得不好,邹政委在支部大会上批评过我,我内心有点不服气,他就对我印象就不好,又出了这件事,心想这下子飞行员这碗饭恐怕是不让再吃了。因为在那个年代里,政治上一句话说的不妥就被停飞的飞行员大有人在。
当天晚饭后,全团人员集合到大礼堂听取师里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当师里崔朝仑政委宣读最高指示说:要在毛主席生日那天给主席家乡通火车;要在毛主席家乡韶山给主席树立一座铜像,这两件事情湖南省委请示中央,毛主席不同意,批示说:毛泽东思想不是发展到了顶峰,事物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主席说的正好和我的观点完全相同,当时坐在我旁边的于文亭同志向我伸出了大拇指。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半夜睡不着觉,心想,看他们明天怎么办,这件事不能这样就完了,要和他们说个长短。不让他们。
到了第二天,全团照常飞行准备。我想要去找他们,又怕一找这个飞行日不让我参加飞行了,等飞完再说吧。第三第四天飞行完了,没人提说这件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火气也慢慢消了,心想,为了我的飞行事业就算完了吧。
现在看来,在当时那样的历史环境中,就连很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老帅们都蒙受了不白之冤,被迫害致死,这是我们整个国家的一场悲剧,我个人受到的一点委屈也是很正常的了。好在改革开放,让我的晚年生活过得幸福美满。我今年七十九岁了,我要珍惜每一天,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迎接我们国家的七十年大庆。
(二十)军民鱼水情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驻防河北唐山飞机场时,在我们机场周围有好几个村庄。机场差不多每周都要在部队的大操场上露天放电影。一般通知各单位观看电影都是用大礼堂的高音喇叭,这样,在通知各单位的同时,周围村庄的老乡也就听到了。他们相互转告,三五成群的来机场看电影,男女老幼带着小马扎、小板凳,有的甚至扛着木棒、搬着砖头当座位,来看电影的老乡熙熙攘攘,人数常常超过了我们部队的人。因为国家倡导“拥政爱民”“我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军民鱼水情”,所以不论是部队官兵还是地方老乡都把坐在一起看电影当作习以为常的事情了。电影散场,老乡们走完了,大操场上留下一大片砖头、石块等垃圾,我们部队的战士默默地把操场清理打扫的干干净净,每一次放电影之后都是如此。
军民互帮互爱体现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每到冬天下了大雪,周围村里的老乡就自发的扛着铁锨、扫把,男女老幼浩浩荡荡来到机场跑道上帮助我们清理跑道上的积雪。老乡们知道大雪覆盖了跑道会影响战备训练,有时候比部队去的还要早。记得有一年大雪过后跑道上结了冰,老乡们用镐头、铁锨、锤子通宵在跑道上凿冰,砸冰的声音叮呤当啷就像打击乐,很好听。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人群中的老人和孩子都在起劲的凿冰时,很感动,很受教育。
我们部队也经常组织去村里进行助民劳动,特别是每年的夏收季节,老百姓叫“双抢”时节,我们部队都要积极参加老乡的抢收抢种劳动。
记得有一年拔麦子,那年风调雨顺,麦子长得特别好,知道我们解放军来帮助拔麦子,公社领导给我们找了一个麦子长得最好的生产队,水浇地的麦子长得有半人高。麦熟时,麦田已经干透了,所以麦子很难拔起来,手如果攥不紧,不但拔不起麦子,反而会划破了双手。大家干得非常辛苦,我的手上也被划出了很多血口子,但是没有一个人叫苦。天气热,加上我们干的卖劲,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衣服全部湿透了。麦子拔起来后要在脚上磕掉根子上的土,这样一来,荡起的尘土和满身的汗水和成了泥。因为是天不亮就在地里干活了,等到天亮相互一看都笑了,个个都成泥人了。当时我们很奇怪,河北的农民为什么要拔麦子而不是用镰刀割麦子呢?后来才明白,拔完麦子后紧跟着就要抢种玉米和豆子,因此地里不能留麦根。另外麦根社员们还要当柴烧火。
拔完麦子回到村里吃饭,老乡给我们用大铁锅焖的白高粱米饭,熟了倒在大盆里,再挑上井水倒在里面,吃着白高粱米,喝着井水,每人手里拿着一根大葱当菜就。老百姓都是这样吃,但是我们不习惯,多数人吃了闹肚子,我也不例外。在地里拔麦子想拉肚子时,由于是大平原,连个沟坎也难找,找的过程中一股一股浠水就拉在了裤子上,反正衣服原本就被汗水湿透了,也分不清,找不到沟坎就返回来继续拔麦子。
前三天大家还能坚持,到了三天以后,老乡家的门都有门槛,我们从地里干活回来腿疼的迈不过门槛,用双手抬起一条腿先进去,再抬起另一条腿进去。老乡家里没有脸盆架子,脸盆放在地上,腰疼的弯不下去,够不着脸盆,干脆不洗脸就这样睡了觉。最后几天老乡看见我们走路都变了形,确实不行了,就让我们到打麦场里干些稍轻的活,用铡草刀铡麦根。其实这活也并不轻松,干得久了腰腿疼得一样难捱。
帮助老乡“双抢”拔上半个月的麦子,如同经历了一场战役,同时也增强了军民的鱼水情谊,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军队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再苦再累心也甜。
(二十一)难舍蓝天生涯
七十年代末期,我国的航空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空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战机纷纷亮相,一大批有文化,高素质的年轻飞行员充实到了空军部队。而一些年龄偏大、文化素质较低、多种疾病缠身的老飞行员已不能继续满足部队紧张的飞行训练的战备要求。从全军来看整体也都面临着冗员老化的问题,因此,中央军委适时决定整军备战,全员裁军。为了保证我国空军强大的战斗力,同时也为了让那些给国家早期空军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老飞行员安度晚年,军委决定部分老飞行员转业到地方去。我原打算老了不能飞行了,就到军队干休所一辈子穿着军衣在部队,从未想过到地方去工作,因为我非常清楚自己到地方上什么都不会干,一不会写,二不会说,年尽半百,身体胖走路不便,耳朵聋,政治工作,行政工作都没有做过。因此,当领导把这个决定告诉我时,我一听头都要炸了。想了很多,我从十五岁参军,战争年代在陆军吃小米扛步枪行军打仗冲在前,和平年代为了建设空军保卫祖国领空,刻苦学习飞行理论努力掌握飞行技术,保卫祖国蓝天为此不知流过多少汗水和眼泪。自己从一个没上过一天学的放牛娃,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全军为数不多的“全天候甲类”飞行员,都是党和军队大学校培养教育的结果,早已暗下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保卫祖国的伟大事业,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会离开部队这所培育了自己三十多年的大学校。几天的时间里,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想着要离开我心爱的战机,离开那些亲如兄弟的战友,离开充满美好回忆和希望的部队,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已年近半百了,却要重新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心里实在是难以平静,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不知暗暗流了多少眼泪。
回忆我一九四八年参军,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整整三十二年。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牌七年,由少尉到大尉佩戴军衔十年,佩戴红领章帽徽十五年。期间做飞行工作二十二年;曾三次驾机参加首都国庆阅兵;参加过抗击蒋介石反攻大陆和抗美援越的战斗;掌握多种飞机、多种科目的飞行技术。我曾经驾驶过八个机种:雅格18初级教练机、雅格11中级教练机、乌米格15高级教练机、米格15、米格15比斯、米格17、米格19 战斗机以及国产歼5、歼6战斗机,总计飞行4500多起落架次,空中飞行时间1500多小时,完成230多个训练项科目,完成3种复杂气象条件下的战斗科目。1964年经空军总部考核评定为甲类飞行员,1988年空军总部授予我老飞行员荣誉证书、证章。尽管艰苦的训练和天空地面气压温度的巨大差别,造成了我的耳鼓膜穿孔,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关节炎等职业病。但自己从来都是想着如何能再多参加些机种与科目的训练,能再多开几种更先进的国产战机在天空中翱翔,能再为保卫祖国做一份贡献,从来就没有想到过离开部队。但命令就是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能服从上级的决定了。
另外,这时两个孩子老大是姑娘,在农村已插队四年多,老二中学毕业一年多,都面临着找工作找对象的问题。我的军龄和级别都符合去干休所,只是当时我的年龄四十七岁,干休所要五十五周岁,八年时间我等不上。我们部队当时驻在河北省易县狼牙山下,那是个穷苦地方,我怕把孩子留在那里。大裁军第三批转业文件上说全天候飞行员的去向可以照顾,左右权衡,实在是形势逼人,不得不走。
1979年9月,我告别了心爱的战机,告别了亲如兄弟的战友,离开了培养我的军营,告别了二十多年的军旅蓝天生涯,带着家眷,转业到山西省太原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后改为太原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转到地方这些年总是想着自己是大学校回来的,在这里脱的军衣,决不能给我军丢脸,所以不管干什么工作,都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地去做,这几年评过几次优秀共产党员,也几次受到总公司的表扬,上过公交报,但是自己总有点感觉,如同“老牛掉到水井”里,有劲使不上,90年办了离休。
第三章 我的坚强后盾
记不得是哪一位名人说过: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我算不上什么成功的男人,但我的每一个成绩、每一个进步以及人生的每一步,都有我妻子的功劳,不论是工作事业还是日常生活,如果没有我妻子的支持,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把她看做我的“坚强后盾”我的妻子叫白莲芝,神池县九姑村人,她比我大两岁。在我十一岁时父母就给我们订了婚,我十五岁她十七岁时两人就结了婚。没有 花前月下的浪漫,没有丰厚的聘礼,没有奢华的嫁妆,更没有盛大的婚礼,仅凭三只绵羊一匹粗布就让两个稚气未脱不懂世事的年轻人走在了一起,并且风风雨雨一过就是六十多年!
妻子在她娘肚里就被带到了养父家,出生在个只有三个光棍男人的贫苦农民家里。九岁时母亲去世了,从此幼小的肩膀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伺候养父兄弟三人,洗锅做饭,割草拾炭,童年过得无比艰辛。十七岁时与我结了婚,可是仅仅过了半年,我就参军走了,并且一走就是十一年,把家里的担子全撂给了她。春种秋收,养羊喂牛,推碾围磨,侍奉老人,妻子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坚强女性,从来没有因为我常年不在家产生抱怨,从来没有和公婆红过脸,和小姑拌过嘴。乡亲们都夸她是一个吃苦耐劳、贤惠善良的好媳妇。自打成立了农业社,她还是一个远近有名的好社员。一九五四年被选为第一届乡人民代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她是村里的生产队长、突击队长 、县里的劳动模范、先进共青团员。直到一九五九年四月,经过批准部队派人从老家把她接到部队做了随军家属,1960年我去福建前线轮战三年没有见面,1963年我去云南抗美援越又两年多没有见一面。直到1965后回到河北唐山,也经常外出执行任务,三两月不见面是常有的,上级规定,飞行员没有探亲假,怕损失飞行员身体,影响思想拉后腿。
做飞行员的家属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比一般的妻子要有更多的付出和牺牲。飞行员平时不能回家,每周只能在家住一个晚上,叫作“星期六制度”,遇到有飞行训练和值班任务,错过了也不能补休。在后方平均一月能见一次面,遇上外出轮战执行战备任务,三年五载也见不上家属的面,更不用说帮助家属带孩子,分担家务了。从买粮买煤,操持家务,到抚养教育孩子,自己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都要一个人去承担克服。更主要的是作为飞行员的妻子,面对丈夫的高风险工作常年要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飞机一响,飞行员上了蓝天,家属那颗牵肠挂肚的心也跟着上了天,什么时候飞机返航,最后一架飞机落地,停飞信号弹一打,心才能落回肚子里。如果听到消防车一响,看到救护车拉着大夫跑向机场,家属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谁家的丈夫出了事,坐卧不安。如果再看到首长的小车停到某家的门口,那么这家的天就塌了。我们师几乎每年都有一次机毁人亡的事故发生。空军飞行员家属中流传着一句话:嫁给当兵的是奉献,嫁给飞行员除了奉献还要承担风险。飞行员的伙食好,巧克力糖吃不完有时带回去给家里人分享,家属们调侃说:巧克力好吃寡妇难当。也曾有个别飞行员家属奈不住寂寞,受不了苦,操不了心,与丈夫吵闹甚至离婚。我的老伴在随军的二十多年里从未拉过我的后腿,为了让我能全身心的做好飞行工作,不论家里面还是工作上,遇到困难和委屈总是默默承受一人担当。因为飞行训练紧张,两个孩子出生时我都没有能够陪在她的身边,孩子们几次生病住院都是她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照顾着。老伴虽然没有文化长得瘦小,但却是个好强上进的人。在随军的二十多年里,不但是把家务事情打理的井井有条,把孩子培养的懂事孝顺,并且还主动承担了家属队的很多工作,在家属工厂里总是起着模范表率的作用。她先后十多次被评为全师的“五好家属”、模范家属、优秀共产党员。她的事迹和照片不止一次张贴在师部大礼堂的宣传栏里展览过。老伴几十年来对我生活上的关心,工作上的支持,我十分感激,我为她写了一首赞美诗:
自幼贫寒在山村,九岁丧母无人亲。
养鸡喂猪做家务,推碾围磨把地种。
十七结婚夫参军,侍候二老担子重。
一等就是十一载,脱离山村去随军。
丈夫是个飞行员,所有家务自担承。
空勤家属要求严,入党受奖评先进。
子女长成都孝顺,晚年生活乐融融。
(卢尚志和白莲芝)
(年轻时的白莲芝)
卢尚志的联系方式:0351-7329252 13513633080 13453194421
电子邮箱:41105636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