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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我家住的小院，共有七八户人家，大家和睦相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当然，也不会有太深的感情，邻居之间只要相处得好就可以了。那时大家都在一个院子，吃饭也在院子里吃，夏天睡也睡在院子门口，甚至共用一个公共厕所，朝夕相处，相安无事。由于生活如此地相近，隐私也没有更多的隔离，甚至有些私事也是大家公开的秘密，成为私下闲谈的调味品。例如，楼下的一家，男的骨瘦如柴，女的胖如冬瓜，这女的老有男人来找，而这男的也只好忍气吞声。这还都算不了什么，大家也不会公开撕破脸，无论是他们夫妻，还是院内的邻居，都像没有看见一样，不会多管闲事。
不过到了文革就不一样了，人们像吃了炸药，说话也动不动就争论不休。我们家甚至和一家邻居还发生过一次小小的摩擦，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吵了架，吵着吵着，我把一桶水浇在了对方身上，而次日晚间我家的玻璃窗也被人砸破。显然，远亲不如近邻，处理好邻里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邻居住在一起，抬头不见低头见，还是和为贵，不要为一些犄角旮旯的小事情而伤了和气。
然而，到了后来，居住环境改善了，我们分到了房子，单元楼，独门独户，邻里之间就少了很多矛盾，当然也少了很多来往。开始还好，是单位的人在一起，总会串个门什么的，或上你家下盘棋，或到我家打个麻将，并没有多少隔阂。可是买了商品房之后，邻居之间并不认识，就很少来往了。最多是见面点个头，说话都很少，所以也谈不上闹矛盾。不过这也把邻里之间的关系搞得太陌生了，有些甚至是老死不相往来，井水不犯河水，住在一个单元十好几年甚至都不认识。
不过，最近我们住的邻居却不同以往。我们住的这层连我们家共三家。右边一家男的是英国人，女的是中国人，带有一个2岁的孩子。见面总会用中文或英文问个好，甚至各自用生硬的中文或英文聊上两句，彼此之间很讲礼貌。左边一家男的是澳大利亚人，女的是越南人，养有一女一男，女孩大我们的宝宝2岁，3岁多了，男孩小我们宝宝3个月，也不会说话，但很会爬。
这家人很热情，尤其是女主人，那位越南人，见面总是先问好，还常常邀请我们去她家玩，我们宝宝病了还会介绍一些治病的方法，有时还会多做一些宝宝吃的给我们送来。女主人30多岁，看上去很像中国人，会讲一点点粤语，但是更多的是讲英语。她见面总说我家双胞胎宝宝很像我。用生硬的中文说是“他很像你，像外公。”男主人是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公司工作，中国公司给他们租了这套公寓，他们在这里已经住了5年。不过，我们来了4个月后，他们就搬走了。先回越南胡志明市住一个月，然后直接回澳大利亚墨尔本老家。在我们相处的这几个月里，我们相处得很好，很融洽。临走，他们还送了很多带不走的孩子的玩具给我们，他们在阳台种的花和菜，也叫我们搬了过来，还把卫星电视连同小锅一样的天线给了我们。我一直后悔忘记提醒女儿买个精湛的小礼物送给他们做纪念。因为他们东西多，打包就打了好几天，好些个大大小小的箱子，送大件他们是肯定带不走的。可是我们去香港几次，竟然忘了买礼物，这让我很是内疚，好像欠了人家的人情。然而，对他们的好意我一直忘怀不了，总记得那张充满笑容的脸。
邻居之间，仅仅几个月，都能产生感情，都能充满留恋，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交流多么重要。其实，国与国之间，邻国与邻国之间，也有一个相处问题。二战之后，德、日是侵略国，发动战争侵犯了邻国，伤害了邻居，战后如何与邻国和解，得到邻国的谅解，承认历史，正视历史，德国做得很好，而日本做得极差。
近看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特别节目《德日二战反思录》，颇有感触。，德国在二战后做了许多和欧洲各国和解的工作，并成功地化解了和法国之间结下的世代恩怨。德国在首都柏林中心地区建立了一座犹太人纪念墓，永远纪念二战中被德国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德国甚至用法律明确一切为纳粹德国叫好的言论和行为都是违法的。德国总统甚至跪在犹太人的墓碑前。跪下去的是总统，站起来的是德国。德国是个伟大的民族。
而日本是个骄傲的民族。日本仗着经济在二战后迅速崛起，国内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甚至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非常危险。它至今不肯承认历史，不肯承认侵略，不肯承认南京大屠杀。日本首相安培本人的外祖父就是岸信介，他继承了岸信介军国主义的衣钵，继续军国主义的一套，他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日本宪法使日本自卫队能出兵海外，就已经迈出了危险的一步。
不过，日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以邻为壑，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再也不是70年前的中国。中国有句老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如果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走下去，最终惨败的仍然是侵略者。
这就是历史。
邻居送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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